第29章 (第3/3页)
min Schwartz），也是位严肃而执着的学者，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学术著作，成为西方汉学学术界的经典。
我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数次与史华慈教授相遇。有一次在华盛顿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还跟他作过一番不长不短的争论。他虽有翩翩长者之风和谦谦君子之气，但争论起来，却非常认真，而且思路极为敏捷。记得我们争论的话题是近来在西方学术界走红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多半来自法国，也正是我在美国读书时所学到的“看家本领”。加上我当时年轻气盛，便拉开阵势，与他舌战唇枪。不料这位一辈于钻研中国史的老先生，对当今的法国时髦理论如数家珍，一番论述有褒有贬，而且深有见地，令我倾倒。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现点，但的确为他学识的渊博和辩论的逻辑所折服。会后大家坐在一桌吃饭喝酒，他又完全恢复了忠厚长者的风度，与我相谈甚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还有许多美国学者（包括了众多华裔学者），在学术领域里多年来孜孜不倦，勤奋耕耘。他们学风严谨，花费大量的精力，捜集和整理资料。最有价值的是，他们把近现代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的宏观框架中来思考，提出了许多精湛和发人深省的学术观点。这些学者坚持学术至上、知识至上的理念，追求知识方法和构架的完善。对于中国研究这门大学问，的确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世界各国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学者们，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对于这些美国学者的成就，是由衷地钦佩的。
中囯自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的学术界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大批留学生来到美囯，除大部分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外，其中也有一些学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笔者在内）。中国社会科学界也接触了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这种接触，打开了中国学术界的眼界，开拓了视野。
中国学者们对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和世界的发展是充满着热切关怀的，对西方、对美国、对世界各国的现代思想和学术观点，又是敞开胸怀，热情欢迎的。在中国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美国学者的学术观点和成果被广泛借鉴和讨论，大大活跃了中国的学术气氛。如中国社会的“现代”与“传统”关系、西化和“体用之争”、儒学和新懦学、对“五四”新传统的评价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费正清、雷文森、史华慈以及邹谠、杜维明、林毓生、张灏、黄宗智等美国学者的意见，受到广泛的重视。
在这样的全方位的思想开放和借鉴过程中，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许多的混乱和迷失。同时也有像黎安友和余英时这样的反华反共的意识形态牛上，甘愿充当华盛顿的 御用文人，把他们的反华私货用学术外套包装起来，一时也曾 迷惑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像佘英时这位念念不忘反华反共的人物，一面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一面担任李登辉的顾问和海外“民运分子”的高参，无时无刻地在诅咒中国政府，在鼓吹推翻和颠覆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