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第3/3页)
“了解敌人”。但接下来，话题一转，就不无鄙夷地评判起我对夏志清等的批评来。他认为这不过是新一代年轻人对老一代人的不服气，今天的刘康用新的西方理论来指责昨天夏志清的西方观点已经过时，让他们俩倒个个儿，换个位置怎么样？而且像夏志凊和刘康这样的华裔学者，都充满了某种中国情结，批评中国或赞美中国，都离不开狭隘的民族意识。林培瑞又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有害无益，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于中国问题来说，也是有害无益。林培瑞教授又把对美国社会科学固有模式造成很大烕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大嘲讽了一番。这时他完全放弃了客观公正的姿态，口气近乎漫骂了。我联想到哈佛的老汉学家史华慈教授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实事求是、虚怀若谷的态度，对林培瑞的刻薄和学术上的肤浅，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
但更让我惊讶的还在后头。
按学术刊物一般的常规，我是可以对这么多的批评提出反批评的，至少能够表达我的意见。但我向《近代中国》编辑部提出这个要求时，却受到拒绝，理由是该杂志从来就没有这个规矩。我只好作罢。然而，在这以后的许多不同场合，都有人批评指责我的文章。这其实井非坏事。有人批评，说明你的观点受到重视。但有好几次，我比较熟的中国同学和同行告诉我，有原来来自台湾的某个学者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举我为例说中国大陆的留学屮，有一股霸气，表现了大汉族主义，值得美国学术界警惕。也有其他人在会上附和。这些同学又告诉我，我的文章闯了娲，给美国汉学界留下了坏印象，殃及池魚，影响了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我听了，感到十分不安。
好几年了，我有意不去参加中国学的各种会议，避免因抛头露面而引起更多误会。我一直埋头作我的研究，并在中国学圈子之外的学术界努力学习与开拓。我的学术观点渐渐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注意，并提前获得了终身教授的位置。但我始终对《近代中国》的那场争论感到迷惑不解。我对我写的那篇文章，从未后悔过，但对美国的中国学小圈子里某些人的作风，却深感失望。
最让我失望的，是美国的中国学不愿作自我反省，死守固有的意识形态教条和冷战时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冷战结束了，大家都在深剡反思二元对立模式的危害性。但美国学术界总有那么一些人，以冷战时代的卫道士和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辩护人自居。如哈佛大学的教授亨廷顿，最近又编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冲突的奇谈怪论。他声称在非西方世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儒家文明将要和伊斯兰文明结盟，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对抗。这种哗众取宠的谬论，掩盖了美国霸权主义在全世界到处伸手的事实，但也的确道出了某些坚持西方中心论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的心声。
美国许多严肃的学者对亨廷顿的谬论嗤之以鼻。但中国学的一些“权威”和“专家”，却立刻顺着亨廷顿的调子，大肆攻击起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