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第2/3页)
文化，就找到夏志清合作。研究课题实际上是要为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提供有关中国的常识。就这样，夏志清开始了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并由浅入深，钻研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夏志清从不掩饰他的反共的立场和态度，但在写文学史的时侯，他又强调，他主要关心的只是文学的内在艺术价值。他的书成了一部学术经典，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列了一张经典作品名单，西方学术界都以此为依据，后来对中国国内学术界也有较大影响。
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反复阅读了夏志清教授的书。一方面我感到他的书很开眼界；另一方面又感到书中有许多偏颇的问题，他的许多观点我也不能接受。比如他基本上对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持否定态度，而竭力抬高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特别是张爱玲的反共作品。他在评论中国许多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时，也主要以19、20世纪西方文学为判断标准。我同时还看了美国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有许多想法。为了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我就写了一篇题为《政治与批评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的学术论文。我的论文讨论了夏志淸的文学史，也谈到其他学者的学术观点。我主要对美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状况提出了批评。我指出，美囯现代文学研究受冷战和反共意识形态影响太深，而且至今仍缺乏自省和自我批评精神。
我的这个提法是比较尖锐的。但我想，在目前学术反省的“大气候”下面，与法国文学、英美文学以及一些非西方文学的学术领域内的激烈批评相比，我的提法实际上是很客气的了。我虽然点了像夏志清教授这样的一些大学者的名，但语气还是很委婉的。而且在文章中，我并非多此一举地一再重申，对于我批评的这些学者本人，我都是很尊重的。事实也是如此，如我与夏先生的私人交往中，他对我很友好，我也一直对他很敬重。
我把这篇论文投给美国的学术季刊《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没想到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我的文章发表在杂志1993年的第1期。该期便以我的论文为重点，同期发表了另外一个学者的文章，对我的论文作出批评。有一位美国学者也是学界权威，非常认真，写了很长一篇文章，对我的观点作了几乎遂字遂句的反驳。另有一位，则是中国来美国的留学生，同样是学比较文学的，毕业后在美国大学找到一份教职。这位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全部是按中共的路线和政策制造出来的“极枯燥无味的宣传品”，并指责我用西方理论来为中共路线辩护。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又以他亲身经历的“中国经验”来力陈中共的十恶不赦，以及受中共路线引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如何不忍卒读。
第三位学者，就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林培瑞教授，他的文章是放在这期专辑首篇作为前言的。
这位林教授在文章里，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架式，认为人文学科的争论是无所谓非要取得一致意见不可的。他也承认，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开始都是由美国政府机构赞助的，目的是为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