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2/3页)
相反，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其奴役性组织之间的矛盾——甚至斯大林也公开承认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②——有可能缓和，而不会激化。统治者所能提供的消费品愈多，下层人民对各种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们的依附，也就愈牢固。
这些关于苏联社会中遏制质变的前景，看来好象是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前景平行的，但同时社会主义的生产基础又引入了一种决定性的差别。在苏联制度内部，生产过程的组织确实使“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同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相脱离，从而加剧了这一制度根本基础上的阶级区别。这种同生产资料支配权的脱离，早在短暂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英雄时代”之后，已由政治决定和权力确立起来了，而
①关于内在固有阻力和易消除的阻力的区别，见拙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第１０９页以下各页。
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５９０页等页。
且自那时以来一直如此。但是，它不是生产过程本身的动力，也没有作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资本与劳动的分化而纳入这个生产过程中。因此，统治阶层本身是可以同生产过程相脱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更替无需摧毁社会的基本制度。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之间的主要矛盾，可以非爆发性地解决，这两种因素之间的“一致”可以通过“渐变”而产生。①这种论点有一半真理。另一半真理是，量变仍需转变为质变，转变为国家、政党、计划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的消亡。只要这种变化不触动社会的物质基础（国有化生产过程），它就仍将限于政治革命。如果这种变化能导致人类生存基础，即必要劳动方面的自决，那么它将是历史上最彻底和最完整的革命。不考虑劳动表现而分配必需品，把劳动时间减至最低限度，以及旨在促进职业交流的普遍的全面教育，这一切是自决的前提，而不是它的内容。尽管这些前提的创造是居高临下的行政管理的结果，但这些前提的确立将意味着行政管理的终结。当然，一个成熟而自由的工业社会，将继续依赖于牵涉到职业不平等的劳动分工。真正的社会需要、技术上的要求以及个人之间体力和脑力的差别，必然造成这样的不平等。但是，行政和管理的职能将不再享有以某种特殊利益支配他人生活的特权。向这种状态的转变，即使在全盘国有化的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也是一场革命的而不是进化的过程。
①同上书，下卷。
能否设想，共产主义制度以其现存形式将发展（或者说由于国际的竞争而被迫发展）那些有助于这种转变的条件？许多强有力的证据不利于这种设想。人们强调指出了这种顽固的官僚政治造成的强大阻滞力——但这种阻滞力正是在促进创造解放的先决条件，即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死竞争的先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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