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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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它的某些决定性因素上，这种文化也是一种后技术文化。它最先进的形象和立场似乎幸免于被同化进管理的舒适和刺激中；它们继续意识到在技术进步的完善中它们再生的可能性。它们表现了同既定生活方式的自由和自觉的疏远，文学艺术甚至在它们装饰这些既定生活方式的地方，也以这种疏远来反对这些既定生活方式。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同自身、同自己劳动的关系。与马克思的概念相对照，艺术的异化是对异化了的存在的自觉超越——一种“高水平”或中介了的异化。同进步世界的冲突、对商业秩序的否定、资产阶级文学艺术中的反资产阶级因素，既不归结为对这一秩序的美学贬低，也不归结为浪漫的反应——对一个正在消失的文明阶段的怀旧式忠诚。“浪漫的”是一个用恩赐态度进行诽谤的术语，容易用来诽谤先锋派立场，正如“颓废的”一词更经常斥责的是一种垂死文化的真正进步的特性，而不是真正的腐朽因素一样。艺术异化的传统形象，就它们在美学上同发展中的社会不相容而言，的确是浪漫的。这种不相容性是它们的真理性的标志。它们在记忆中唤起并保存的东西涉及到未来：将使压制性社会解体的一种满意的形象。二三十年代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以它们颠覆性和解放性作用，已经恢复了这些形象。在基本的文学词汇中偶尔有例子可以表明这些形象的范围和血缘关系，以及它们显示的向度：如“灵魂、精神和心灵”；“绝对之探求”，”不舒服的花”，“妻子儿女”；“海边王国”；“陶醉的船”和“长腿的诱饵”；“远方和家乡”；而且还有精灵朗姆酒，魔机和魔钱；唐璜和罗米欧；“建造大师”和“当我们死而复醒之时”。

    单纯枚举这些词例便可表明，它们属于一个丧失了的向度。它们之所以失去效力，不是因为它们在文学上被废弃。有一些这样的形象适合于当代文学，并在当代文学最先进的创作中幸存下来。已经失效的东西是它们的颠覆性力量，它们的破坏性内容——它们的真理性。在这个转变中，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它们的家园。思想文化的被异化了和正在异化的作品成了人们熟悉的商品和服务。它们大规模的再生产和消费只是量的变化，即不断增长的对文化的欣赏、理解和民主化吗？

    文学艺术的真理性一直被视为（如果过去被视为的话）一种“高级”秩序，它不应该而且的确也没有挠乱商业秩序。在目前阶段，已经变化的是这两种秩序同它们真理性之间的差异。社会的同化力量通过吸收其对抗的内容而耗空了这一艺术的向度。在文化领域，新的极权主义正是在和谐的多元化中显示出来，在那里最相矛盾的作品和真理也能中立地和平共处。

    在这种文化上的调和到来之前，文学艺术本质上曾是异化，维持和保存着矛盾——即对分化的世界、失败的可能性、未实现的希望和被背叛的前提的痛苦意识。它们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力量，揭示着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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