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第3/3页)
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巴黎，奥毕尔，１９５８）第１５１页（我加的着重号）。
②同上书，第１０３页。
然而，当科学和技术在方法上自我组成政治事业时，它们将超越它们过去所处的阶段。由于它们的中立性，它们去屈服于政治并违背了它们作为政治工具的内在职能。现在，对终极原因的技术新定义和技术控制，是摆脱一切妨碍人类需求的满足和人类才能的进化的特殊利益，去建造、发展和利用物质和精神资源。换言之，它是那种作为人的合理事业，是人类的合理事业。因此，技术可以历史地纠正不成熟地把理性和自由相等同的作法，因为根据这种等同，人可以在压迫的基础上在自行循环的生产力进步中成为自由的或保持着自由。如果技术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话，那么技术进步本身决不可能导致这种纠正。这种纠正要求进行政治上的倒转。
工业社会拥有把形而上学的东西改造成物理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改造成外在的东西、把心灵的冒险改造为技术的冒险的工具。“灵魂工程师”、“头脑收缩者”、“科学的管理”、“消费的科学”这些可怕的术语（和现实）集中体现了（以不幸的形式）日益把不合理的东西、“精神的”东西合理化，否定了唯心主义的文化。但技术合理性的完善，在把意识形态转化为现实时，也将超越唯物主义同这种文化的对立。因为把价值转化为需求是一个双重过程：（１）物质的满足（自由的物质化），（２）在满足的基础上自由发展需求（非压抑的升华）。在这一过程中，物质的才能和需求同精神的才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思想和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在实现人和自然的安定生存中具有着一种合理的指导性功能。于是，正义、自由和人道的观念在它们能具有真理性和道德心的唯一基础上，获得了它们的真理性和道德心，即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合理地组织必然性王国。
“安定的生存”，这个词非常贫乏地表达了一种意图，即按一种指导观念来概括技术被禁忌和被嘲笑的目的，科学事业背后被压抑的终极原因。如果这一终极原因能够物质化并成为有效的，那么技术的逻各斯就会打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在性质上不同的关系领域。
但在这一点上，应该提出一个有力的告诫，要警惕一切技术拜物教。这种拜物教近来主要表现在当代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间，他们提出了关于技术者在未来至高无上的观念，关于“技术的爱欲”的观念，等等。承认这些观念中的真理性硬核，就必须断然斥责它们表现出的神秘化。技术，作为工具领域，既可以增强人的力量，也可以加剧人的软弱性。现阶段，人也许比以前更无力支配他的设备。
消除这种神秘化，不能靠把技术的无限权力从特殊集团手中转交给新的国家和中央计划手中来实现。技术仍然依赖于其它非技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