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2/3页)
势，罗斯福当局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萧条局势。按照科尔和欧汉涅的看法，即使在1935年美国高等法院否决了NIRA中的竞争条款后，政府其实还在支持该条款，他们延缓了针对那些默许工会提高工资要求的公司的反垄断行动。125
然而，大萧条并不能够以真实工资完全解释。同样重要的还有信心的普遍丧失，它还演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未来的真正的担忧。经济史学家Robert Higgs总结说，在美国“很多危险的新政措施、尤其是1935年之前的那些措施加在一起，使得商人和投资者们有足够理由担心，市场经济的任何与传统相似的、甚至和它迅猛发展时期相似的东西都可能无法幸存，也许某些集体专政主义的东西也都不能被排除出去。”126 这些担心把商业投资压制在极低的水平，并使企业的扩张计划都停顿了。
对于公众看法的调查强化了商人们的担心，这种担心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1941年11月，就在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财富杂志对企业高管们进行的调查问了这样的问题：“下面哪一项最接近于你预测战后我国会出现的经济类型？”选项如下（括号中是选择它的百分比）：“1、很大程度上沿着战前的路线恢复的自由企业制度，视当时情况进行一定调整【7.2％】；2、政府接管很多以前由私人管理的公共服务业，但仍给私人企业留下很多机会【52.4％】；3、一种半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没有可以操作的利润空间【36.7％】……；4、法西斯式或共产主义式的完全经济独裁【3.7％】。”127 超过90％的企业高管期待对当时的国家经济体系进行某种较为激烈的改革，这种经济体系已经减少了他们投资于企业的期望回报。当然，关于为什么他们在大萧条期间投资如此之少，这也还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解释。
不过萧条的影响范围这么大、持续时间这么长，其原因似乎还不止政府管制，以及人们对商业团体缺乏信心的应对和后果。在整个30年代，更加严重的经济萎靡不振逐步出现。当时的很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了这种乏力状况，但他们的观察成果却总是被现代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些经济学家一般都不具备当代估测那些无法科学确定的市场心理的优势，而且他们也更愿意关注他们有办法衡量的事物。
1931年伦敦出版的《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作者署名为“卡利赛内斯”（希腊哲学家，记录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这一历史事件——译者注）的评论，题为“信心的责任”。该文呼吁市民们拿出道德感和爱国情操，来努力抵抗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软弱。
信心衰落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民族弱点。如果这些词句不是由于夸大地和误导地使用而显得毫无新意的话，我们应该把它称为一个危险或一种灾难。不管说的多严重，它都几乎不会夸大一个国家由于缺少信心而给自身造成打击带来的损失。失业人数每周都在增加，因为缺少信心，创办和发展那些本来可以提供就业的企业受到了阻碍。我国失去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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