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二） (第3/3页)
但是它很快也就无能为力了；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正是在全世界叫喊着要银行券的时候，在商品所有者卖不出去，但仍然要支付，因而准备不惜任何牺牲来获得银行券的时候，强迫英格兰银行限制它的银行券的流通额。
上面曾经提到的那位银行家莱特说（同上，第２９３０号）：“在恐慌时期，国家所需的通货等于平时的两倍，因为流通手段被银行家和其他人收藏起来了。”
危机一旦爆发，问题就只是支付手段。但是因为这种支付手段的收进，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每一个人都想尽量多地把自己能够获得的货币贮藏起来，因此，银行券将会在人们最需要它的那一天从流通中５９８消失。赛米尔·葛尼（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第１１１６号）估计，在恐慌时期这样保藏起来的银行券，１８４７年１０月一个月就有４００万镑到５００万榜。——弗·恩·”
在这一方面，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葛尼的同事、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位查普曼于１８５７年向银行委员会作证时的证词。在这里，我把这个证词的主要内容连贯地引在下面，虽然其中涉及到的某些问题我们以后才研究。
查普曼先生是这样说的：
（第４９６３号）“我还要毫不迟疑地说，货币市场竟听任某个资本家个人的支配（象伦敦有过的情况那样），让他能够在正是通货很少的时候造成货币异常短缺和紧迫状态，我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的……很可能……能够从流通中取出１００万镑或２００万镑银行券的不只是一个资本家，如果他们这样做可以达到一个目的的话。”
（第４９６５号）一个大投机家能够出售１００万镑或２００万镑统一公债，这样从市场取走货币。类似的情况不久以前还发生过，“这造成了货币的极度紧迫状态”。
（第４９６７号）这时，银行券当然是非生产的。
“但这没有关系，只要达到一个重要目的就行了；这个重要目的就是压低证券价格，造成货币紧迫，他完全有力量做到这一点。”
举例来说：有一天，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巨大的货币需求；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某人向查普曼要求按７％的利息借５万镑。查普曼感到惊奇，因为他的利息率要低得多；他答应了。不久这个人又来，按７．５％的利息率再借５万镑；后来，又按８％的利息率借１０万镑，并且愿意按８．５％的利息率再借一些。这时候，甚至查普曼也感到惊慌不安。后来才明白已经有大量货币突然从市场被抽５９９走。但查普曼说，
“我已经按８％的利息率贷出一个很大的数目；我不敢再前进一步了；我不知道结果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