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3/3页)
具或者诱饵。他们本来不应该买房，也没有资格和实力买房，但是，政府、金融机构甚至活跃于房地产领域的各类经纪人，人为地“创造条件”，让他们购买房屋。当他们欢天喜地地搬进自己的新家，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各种金融衍生品被疯狂地创造了出来。这些金融衍生品被打包和包装后销售给全世界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者，把风险和成本也迅速转嫁了出去。
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发现原来那些买不起房的人重新搬出了新房，作为道具的角色，他们已经出色地完成。房价下跌使更多的美国人买到了便宜房子，减轻了政府的住房保障压力。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去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更何况，现在的一些住房本身就可以承担公共住房的功能。而那些金融衍生品的制造者，他们获利丰厚，满载而归。在“道具”们搬出新房后，这些建在美国土地上的房屋作为抵押物归属于美国金融机构，将来房价一旦步入上涨周期，美国金融机构会因为房价的升值而再次迅速膨胀为巨人，成为世界上一个个最令人畏惧的、拥有惊人财富的大鳄。美国政府由于接管了部分金融机构，也将从中受益，这会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而全世界那些购买次级债券及相关衍生品的投资者，却由于大都不以基础资产为支撑，只能无奈地吞下苦果。这就是次贷危机的真相—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真相，接下来还有更多，需要我们一一剖析。
小布什与华尔街，谁利用了谁？
次贷危机最直接的起因，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问题埋单—这或许不是什么阴谋，因为一切都是在阳光下进行，却在客观上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当以次级债构筑起来的各种产品被卖到世界各地时，美国筹到了数目惊人的房屋建设资金，而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和相关从业人员也赚了满钵。
追溯次贷危机的根源，我们会发现，小布什与华尔街，因为不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前者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后者为了通过金融衍生品贪婪地牟取暴利，他们共同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自古到今，在任何一个国家，住房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问题，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以对住房问题的良好解决为重要依托。
发达国家都深谙安居乐业之道，它们都首先在法律上明确政府在住房建设方面的责任。
比如，早在1901年荷兰就颁布了《住房法》，明确规定：政府应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补贴和制定建筑规范，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宪法更是强调“提供充足住房”是政府的责任。1974年，荷兰又颁布了《租房与补贴白皮书》，强调“住房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合适的住房”。依据法律规定，荷兰政府共建造了239.36万套公共住房，这一数字在人口不多的荷兰是相当惊人的。
1919年，英国颁布了《阿迪逊法》（又称《住房和城镇规划法》），明确规定：解决住房问题属于公共事物，政府应对公共住房建设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