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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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韩光、钟子云、杨超时等被派到晋察冀和冀东分别组织了东北工作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就地训练和派遣人员回东北进行秘密工作和寻找抗联。这些被派回东北的秘密工作人员在迎接苏军和关内部队、干部进入东北时起了‘满洲通’的作用，例如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谁是汉奸特务、国民党，什么地方有什么仓库、什么器材，在那里有什么技术人员等。在延安李延禄、李范五、孙西林、李荆璞等抗联干部在抗大开办一个东北干部训练队招生100多人，准备训练后到前方组织部队‘打回老家去’，1939年底结业后中央考虑到南满地形不利和东北日寇统治严密等情况，未马上去前方，而把这些人送到王震领导的359旅去锻炼，另一部分回国学生到华北一带参加抗战。日本投降后所有散在各地的回国学生全部回东北，在帮助关内来的干部和部队建设根据地等工作上起了‘土地老’的作用。他们在帮助领导上熟悉乡土情况，联系群众和挖掘地下党的工作人员等方面都起了作用，特别是在老游击区及过去有党影响的地方，他们有比较便利的工作条件”。[130]在这些返回延安的抗联干部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刘海涛。他在创建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于1934年率部袭击设在哈尔滨东南双城县附近拉林昌东背阴河附近的日军“731”细菌部队分部，营救出暴动越狱的16位同胞。1936年至1938年间，刘海涛赴苏学习，并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背阴河畔的“731”分部情况，从而使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暴行首次大白于天下。1938年回国后，刘海涛在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接见，向党中央汇报了抗联情况，后被党中央派往山东工作，任鲁中军区司令员，为创建山东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在反“扫荡”中被俘就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坚持斗争的抗联同志恢复了与党中央的组织联系，党中央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功绩，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通过热情帮助和严格要求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1945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指示：“抗日联军过去有长期抗日的历史，与东北人民有密切联系，在关内有相当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充分地利用”，[131]为此要求：“应将抗联各军干部适当地分配在过去抗联各军及其他义勇军活动之地区，各区可根据当地情况，以适当名义组织部队，恢复与扩大抗联与群众的联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132]在考察任用抗联干部的工作中，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深入调查了解，他于1945年10月27日致函彭真等，对抗联干部的整体素质作了全面评价。在信中陈云充分肯定“抗日联军干部有很多长处，例如斗争历史、个人作战技能及小队伍活动之灵活、本地人与群众有联系等等”，[133]同时要求抗联干部克服在长期远离中央和分散游击环境下不可避免的“缺乏较正规建军与大规模作战之经验，现在支持一个县的工作能力的同志不多，缺乏根据地经验”[134]等主要不足，从而为党中央和东北局从总体上评价和使用抗联干部奠定了基础。在领导东北工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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