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第26章 (第1/3页)

[316]在陈云和滕代远、邓发、高自立等的教育下，这批抗联同志的政治理论素质大有提高，特别是对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了相对较为深刻的了解。此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返回延安，在各条战线上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新的贡献，魏拯民、李延平、陈荣久等则返回东北战场坚持斗争，最后相继为国捐躯。

      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东北抗日联军对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了明确认识。杨靖宇一直以“朱德的扁担”为榜样，坚持与战士同甘共苦，强调：“咱们领袖都这样做，我又有什么特殊的呢？”[317]，李兆麟也一再向战士们宣讲：“在关内，毛泽东主席正在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全中国的贫苦农民求翻身解放”。[318]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1936年12月12日给李荆璞的信中，周保中使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委员，以毛泽东为首名”[319]这一提法，这是周保中乃至整个东北抗联第一次提到党中央领导核心问题，标志着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已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

      在这一历史时期，东北抗日联军拥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最主要实际行动，就是利用一切可能搜集学习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和全党一样开始了纠正“左”倾关门主义，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政治路线的历史进程。在这一时期内传入东北的毛泽东著作和党中央文件中，对抗联影响最为巨大的首先是1937年4月15日发布，同年9月1日刊发于《救国时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篇著作（即毛泽东在1937年5月延安全国党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和结论）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3篇文献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政治路线的继续和发展，集中反映了瓦窑堡会议特别是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精神。以学习和贯彻这3篇文献为标志，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开始在政治和思想上接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正如周保中指出的：“看到过‘党中央告全党同志书’，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被吉东首先接受了，以后转给南满，也表示同意……政治上之所以有信心，主要就是依据这个文件”。[320]北满临时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则结合实际深入学习了毛泽东的两篇著作。李兆麟在1938年2月29日致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率先提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考虑到当时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已完全失去组织联系这一历史背景，上述一切就更加难能可贵。

      在深刻领会党中央精神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基础上，东北抗日联军还力图把毛泽东的论述同东北抗日斗争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来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制订符合东北斗争实际的方针政策。在这方面杨松的作用和贡献最为突出。早在1935年4月8日，杨松就在以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名义致5军党委的信中指出：“关于召集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代表大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