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第2/3页)
成立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政府问题。据云，有同志意见，以后在夺取城市后，才能建立。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在1928至30年时代，江西朱，毛占领井冈山，徐向前占余家寨（原文如此，疑为金家寨之误——引者注）时，何曾是城市呢？当时也曾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说在山沟内不能建立政权，只有夺取城市后才行。这一观点曾受到中央的严格批评。虽然，目前东三省的形势与南方苏维埃运动是不同的，但是这一建立政权问题之经验是能适用目前东三省的。目前号召抗日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政府，这将打破人民不相信自己力量的心理，而对于整个东三省游击运动，在国内国际上之意义，用不着说了”。[321]在当时，尽管杨松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把“有计划地建设政权”[322]作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方针的重要环节之一，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夺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323]“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324]思想。但他已经开始以井冈山和鄂豫皖红军斗争经验为指导，分析研究东北现状，从政权建设入手强调开辟和巩固东北农村抗日根据地，得出了与毛泽东的论述在本质上一致的结论，因而也就在指导东北斗争中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在南满磐石、北满珠河等地建立的游击根据地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不仅在其存在期间对抗日斗争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给人民群众留下了长期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也正是因为杨松在东北宣传贯彻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井冈山经验方面的突出贡献，周保中曾赞誉：“吴平同志是个好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者”。[325]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充分发挥东北战场对全国抗战的配合作用，1937年 12月30日至1938年1月5日，周保中以省委代表身份主持召开了吉东省下江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宣布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吉东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指导方针，指出：“伟大的共产党布尔塞维克的中共中央，由于我党领导一切革命力量运动，做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心和动力，全国抗日作战就在这个文件发表后三个月实现了。证明中国共产党中央策略路线和实际行动有整体性与估计的正确性”。 [326] 在此基础上，会议分析了东北现状，充分肯定“东北党领导了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游击运动一切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327] 同时对“现在还有许多抗日部队不曾把他们团结到整个系统中来，加强其联系性与巩固程度。广大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枢轴，特别是城市运动还被日贼隔离着，我们并未握住和推动这一枢轴，在抗日军内部与抗日军对民众相互间尚存在相当的矛盾和阻碍。我们党的影响和威望虽然深入到一切群众中，而得到同情与拥护，但还欠缺‘改心’与‘物望’（原文如此——引者注）的普遍性，而成为某些运动发展中的障碍。带有重要意义的在满高丽人少数民族群众运动，我们还没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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