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2/3页)
消极坐待关内抗战胜利的警惕。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全面批判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是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的主要任务，更是自遵义会议以来全党纠正“左”倾错误历史进程在北满地区的补课和体现。
北满临时省委和李兆麟、冯仲云、张兰生等领导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是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和结论为指导的，而在深入分析北满斗争实际的基础上，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又明确宣布以毛泽东“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336]的论述作为会议结论，并在以后实际上成为北满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和领导抗日斗争的基本方针。它拨正了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航向，为制订符合北满地区实际情况的政策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因而也就成为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的最重要贡献。至此，继吉东和南满之后，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开始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全面贯彻执行。
纵观这一历史时期，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通过深入学习中央精神和分析东北实际，已经开始拥护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并把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贯彻到东北抗日斗争中去，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论述同东北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能够在组织上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政治和思想上自觉地接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并且在正确的指导思想基础上，制订和执行符合东北实际的方针政策，敏锐把握全国抗战大事变爆发的有利时机，领导东北人民掀起了抗日新高潮，沉重打击了日伪法西斯殖民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这一伟大业绩，已永垂中国革命史册。当然，在当时全党尚未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已与中央失去组织联系、王明和康生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并签署了六三指示信的情况下，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某些文件表述，也的确存在着轻重不等的历史痕迹，但这毕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这里还应指出，同样在这一时期，东北抗联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力争实现抗联部队与红军及八路军部队直接会合，曾经作出过巨大的努力，其中最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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