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讲施行一条鞭法（二） (第2/3页)
。我们在这儿重温这出《海瑞罢官》的故事，不仅要对伟大的史学家吴晗和伟大的京剧大师马连良表达景仰之情，更重要的是吴晗的这个故事深刻揭露了明代中后期农民的悲惨的生活现实。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吴晗先生重点是从赵大柱死后开始写起的，重点写的是清官海瑞如何为民除害。而我们重点重温的则是赵大柱之死的过程，以求在其中看出当时农民所受的深重的压迫。
当然，可能当时的松江府，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并不一定真有赵玉山、赵大柱其人，但当时有千千万万的农民经受着赵玉山、赵大柱这样的沉重压迫和悲惨生活，那倒是千真万确的。明代这一时期的土地兼并之严重，苛捐杂税、徭役差役之沉重，已经到了阶级矛盾要总爆发的边缘，所以这时候南方和西南的农民起义已经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要不是不世出的奇才张居正出山，用奇招化解了这一矛盾，大概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就要提前六十年到来了。
那么张居正用了什么样的奇招竟能化解这个大矛盾呢？
答案是：“清丈田亩”加“一条鞭法”！
考量
其实，说起来“一条鞭法”也不是张居正发明的。事实上，早在嘉靖年间，有些地方官就试行过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甚至像海瑞，他在应天巡抚的任上，也试点过一条鞭法。
我们刚才讲到的吴晗笔下所谓海青天怒判徐家案倒也确实是实有其事的，但不过不像吴晗先生写的那样，海瑞并没有杀徐家老三，而是逼着徐阶把徐家大量的良田都退了出来。
海瑞也意识到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他一方面上书朝廷，主张让大地主退地；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老百姓的赋税与徭役的压力，他也在应天府任上试行过一条鞭法。
这个一条鞭法的本质就是把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合编成一个，因为是合编起来，所以原来叫“条编法”，编是编定的编，后来讹误成了鞭子的鞭。
事实上，历朝历代，有关赋税问题最后都会演变出一个突出的矛盾，那就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越来越层出不穷。
你比如说朱元璋他自己是出身农民的，而且是赤贫的贫农，所以他对元末的苛捐杂税那是深有感触的，所以明朝建立之初，他在谈及税制的时候就说过“法贵简单，使人易晓”。这话是对户部也就是税务部门说的，其实意思也就是要赋税的征收简单化、清晰化。
所以开始的时候，明代基本上继承了唐代了两税法，以田地为基本衡量单位，从赋税与徭役两个方面来确定老百姓的纳税义务。可后来执行起来就走样了，再随着官僚腐败日益严重，苛捐杂税就开始恶性膨胀，就开始“猛于虎”了。
张居正上台之后，大力推行万历新政，表面上他主要精力都在考成法上，但其实他最关心的还是经济方面的问题。
他曾经在反复提到过赋税和徭役的问题，认为“惟是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为念。”（《张太岳集书牍六答藩伯吴小江》）也就是赋税沉重、徭役繁多，这就是“邦本之虞”，也就是国家最根本的危险所在，所以他才“日夕为念”，就是说心里一刻也放不下。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经济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张居正是个干起事来雷厉风行的人，可《明史》上总结他的性格特点的时候却说他“深毅渊重”，就是说他很稳当，甚至有点老谋深算。我觉得他在经济改革上就尤其体现出了稳重的性格。
一方面，经济问题张居正并不是非常拿手的。要知道他一进入官场就在翰林院，然后到国子监，那都是教育系统，后来虽然任过礼部的右侍郎，那也只是一个过渡，一是时间很短，二是根本也接触不到经济工作。再后来他就进内阁了。所以从工作经历上说，他根本就没接触过经济工作。
缺少了必要的经济工作实践，也就使张居正不敢贸然在经济领域做出大动作来。
另一方面，一条鞭法的改革也面临着重重阻力。我们说一条鞭法早就被某些地方官试行过了，可朝廷对于这些地方官的努力一概都不认可。
比如嘉靖到隆庆年间，在试行一条鞭法上比较有名的海瑞和浙江巡抚庞尚鹏都先后被罢了职。主管经济工作的户部尚书葛守礼尤其反对一条鞭法，他是经济改革上反动派的领袖。进入万历朝之后，葛守礼又迁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那就是监察系统的最高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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