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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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年，马云这番预测还真的分毫不差地得到了应验。

      深处异地，独闯京城，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北京，马云没有什么亲人，也没有很深的社会关系。但是，马云从小“行侠仗义”的豪放性格却决定了一个必然结果：这个杭州来的哥们，走到哪里都能交到朋友，都不会感到孤独。【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四海之内，皆为兄弟”，这句话至少用在马云身上是贴切的。

      不久，马云就认识了一个叫钱锋的哥们。钱锋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他还有个外号——“钱大爷”。

      当时的钱锋，还不到30岁，他一开始在当时中关村最知名的IT公司——四通公司干过一段时间，后来干脆自己出来做BP机生意，倒也经营得有声有色。马云来到北京之后，为了帮马云打通关系，“钱大爷”愣是放下了自己的大好生意不做，开着一辆白色捷达车，全天候拉着马云跑路子，那真是“舍命陪君子”。

      从此，在寒风凛凛的北京街头，在中央各大部委的大门前，在京城几大媒体的大厦旁，多了两个永远是脚步匆匆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肩上老是背着一台与其瘦小的身躯极不相称的笔记本电脑，这是小个儿的马云；另外一个，手里握着那辆宝贝捷达车的钥匙、头上常罩着个颇具“老大”气质的墨镜，那是高个儿的钱锋。

      然而，现实仍然是冰冷的。那时的北京，政府不晓得“中国黄页”，老百姓不知晓马云。

      为了在北京造势，马云首先想把从杭州带来的资料拿到北京一家媒体上发表，通过媒体宣传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这些在今天的马云看来是“小事一桩”的事情在当时要实现起来也是面临很大困难的。

      在1995年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对于要不要发展互联网的态度还不明朗，也没有明确的红头文件做政策表述。之所以迟迟不能定论，主要是对于西方国家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理论有很大的争论，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保守派”（主要是学术派）认为，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只是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阴谋。他们认为，中国绝不能在后工业时代失去主动权，否则将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改革派”则认为，中国必须加快发展互联网，否则将被数字鸿沟挡在信息时代之外。

      到了今天，重新审视这种争论时，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前者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如果不是互联网如幽灵般诞生并传入中国，中国想摆脱以能源消耗、环境破坏和劳动力剥削为特征的“世界工厂”的尴尬现状，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互联网给了后发的中国公司一个赶超的机会，如果不能建成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就不仅仅是“世界工厂”的尴尬结局，更面临新“殖民地”的悲惨命运。

      当然，“论战”仅仅在民间悄悄展开，政府只是在观望。不反对，但也不支持。

      然而，政府没表态的事，媒体自然也不敢轻举妄动。这就给当时的舆论导向造成了不明朗的尴尬：在当时的北京，无论大报、小报，无论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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