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3/3页)
道了”。某省一位官员在参观完深圳后回家伏床痛哭，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1981年初，宏观经济调整。年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通知全国各省区首脑必须全部到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会议期间，有人散发一封由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其言辞凿凿，句句都向特区飞去。性情刚直的任仲夷面对这一挑战当然无从躲避，他在会上发言：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任仲夷的这番话，与会议的基调并不吻合，有的甚至背道而驰。众人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邓不断地抽烟，却一直对任仲夷的发言不置可否。任仲夷回粤后，只是在调整上做了一些“文章”，特区和与此相关的开放政策均未有大的变动。在紧缩空气更为浓烈的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还编写了一份《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并附上了一位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任仲夷当时如履薄冰，他日后坦承，“若非邓公支持，我早就过不了关”。
项南经历与任相似。他出身于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母亲坐牢，叔叔被杀，中共元老习仲勋赞誉是“满门忠烈”。他早年追随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1958年就被打成“反革命”，直到21年后的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才批准撤销《关于项南错误的决议》及原处分的决定。1981年，受胡举荐，他南下主政福建。据说他坐火车赴任，只随带一位秘书，以至于接驾的福建干部无所适从。
项南到福建，大行变革之道，先是全面推广“包产到户”，解放农村生产力，继而向邓小平建言，扩大厦门特区范围，他还承担责任，拍板向科威特借来低息贷款兴建厦门国际机场。他是最早看到乡镇企业战略意义的高层官员，当1980年代初种种刹车声四起的时候，项南在各种场合呼吁：“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他甚至还公开宣称，“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
在1984年，他更是积极鼓动国有企业厂长放权，一手策划了福建厂长的“松绑公开信”。他为政亲民，去贫困山区调查，十多日连日奔波竟“形同丐民”。1981年到任不久，《福建日报》公布了两个经济犯罪案件，他专门起草了一个社论，从头到尾只有140字：“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今天本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你这个单位的问题长期处理不下去，算哪一条，不妨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