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2/3页)
得很不错，第一年就谈成了大约5000万马克的生意，三年后，西门子的全球总裁卡斯克博士来到了北京，从那时开始，西门子才栓算是真正地进入了中国。
在芝加哥大学，一位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他认为，“中国最后必会走上私有企业制度的道路。邓小平显然是为了现代化的所需而坚持大开中国的门户——引进科技知识、外汇和资金。从国外逐渐吸纳的知识将有助于降低一般有关经济制度的咨询费用……今日在中国掌权的务实派显然相信，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及技术，在共产主义下的一切经济失误都是可以克服过来的。”
他进而大胆地写道：“我推测中国假以时日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我可以推断，在未来，劳工、生产工具、机器、建筑物，甚至土地，将会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权及转让权。”这位学者在论文注脚中还说：即使将来中国容许资源的转让及私有使用权，中国可能也永远不会以“资本主义”或“私有产权”等名词来形容其经济制度。十多年后人们发现，他说对了一半，到2000年前后“私有产权”成为一个被公开运用的名词。
这些声音很大胆，他因此在日后的中国名声大噪。不过早1981年，他显得很孤单，紧缩的空气仍然弥漫在整个国家上空，报纸每天在连篇累牍的报道各地整治“投机倒把”的新闻，很多人都隐隐预感到了，更严厉的打击可能即将开始了。
【企业史人物】：难忘“任项”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颇有一些地方大员领风气之先，锐意改革无畏进取。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上，有安徽万里和四川赵紫阳，当时有“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间歌谣。而在对外开放上，则有广东任仲夷和福建项南。
任仲夷、项南均是在花甲之后才被委以地方要任的，他们的前后任期均不过五年，却在粤闽两地烙下最深刻的印记。
任仲夷66岁从辽宁调职到广东省任第一书记，不久即被人封了个绰号——“任你胡来”。据记载，“私营经济”一词便是任仲夷第一个公开提出的，他到广东后发现，当地的个体户已相当多，雇工上百人的都有，他便要求广东社科界着手研究“这算不算剥削”，当时一个叫郑炎潮的研究生即把自己的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寄给任仲夷，任很兴奋，认为论文为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批示说：个体经济蓬勃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只能扶持不能压制，得为它正名，就叫“私营经济”，让它发展壮大。
任仲夷办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给袁庚等人很大的政府权限，任之自由成长。甚至，他还支持袁庚等人在特区大胆探索政改，推行领导干部直选、舆论监督首长等，深圳特区甚至一度仿照西方“三权分立”体制，没有设人大和政协，代之以“立法委员会”和“政务咨询委员会”。有官员批评说“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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