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第3/3页)
先是,根据企业的规模“把好果子收上来,把烂果子扔下去”,从这一年起,凡是中央投资兴建的大中型企业收入,都归中央财政,中央与地方共同投资兴建的大中型企业收入,按比例分配。中小企业,特别是县办工业企业的亏损,由原来中央负担80%,地方财政负担20%,改为中央与地方各负担一半。这种收入划分和“亏损下放”,在主观上当然是中央政府“卸包袱”的做法,不过在客观上,倒为日后很多濒临亏损的中小国营企业的创新与改革意外地预留了空间。
其次,在对外开放方面也日渐放松尺度。那几年来,中国政府在外资引进方面一直令人失望。《亚洲华尔街日报》透露的数据是,在1980年和1981年,中国分别兴建了20个合资企业,而1982年则只有8个。6月份的《经济学人》不留情面地批评了中国的外资引进工作,它在题为《中外合资企业的官样文章》的文章中写道:“中国的合资企业法很失败。自从这项法规1979年出台以来,中国官方批准了105家合资企业,引进外资约2亿美元。去年,只有不到10项新交易签署,大多数合资企业都停留在照相室等小规模项目上,对现代化进程没有太大帮助。”这样的批评声让人无话可说,正如它所提供的数据,2亿美元的引资成绩离三年前制定的“五年内吸引100亿美元”的目标实在相去甚远。
9月,久唤不出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实施条例》终于出台,它对外资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及经营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个开明而积极的姿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美国的3M公司应该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资企业之一,它的代表到中国来谈判,希望建立一个全资的生产绝缘体的制造工厂,他提出了一个“三不原则”:不搞合资,不转让技术,产品不出口。还在一年前,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然而,这一次,进行谈判的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却没有马上拒绝,中方委婉地提出,可否先搞益一个试验项目,等到中央政府允许外国公司搞单一所有制的公司,就把股权全部转让出来。
很显然,国家希望让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快一点。自两年前开始的治理整顿,固然起到了遏制经济过热的效果,但是也挫伤了各地改革的积极性。到1983年秋天之后,如何振奋全国人心,唤起改革的热情,让舆论的重心再次回到发展的主轴上成为主政者最大的课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浙江北部小县城里的一个裁缝出身的厂长走到了时代的镁光灯下。
11月16日,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一早去上班,他打开报纸,突然满脸通红,眼皮乱跳,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他赫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篇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长篇通讯当日登在了所有中国党报的头版。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步鑫生成为当年度最耀眼的企业英雄。
夏天,一个叫童宝根的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曾经前来海盐县武原镇采访,步鑫生小心翼翼地接待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