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2/3页)
不过至道台（厅局级）。爱惜羽毛的结果便是热衷功名的士人并不依附于他。
有登门求见者，七八次不得一入；或虽见面，略为询问即打哈欠唤人端茶送客，估计只有辜鸿铭那样动不动就甩辫子的“名士”能对其胃口。
再加上待人求全责备，幕僚禀告公事时，稍有失误，苛责之声便传至院外。
反观袁世凯，信奉“表扬一个人要用公文，批评一个人要用电话”的他对人才的挖掘和利用可谓不择手段。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凡有一技之长，均不惜金钱权位，必先网罗而后快。
道德，反而不是其考虑的重点。因为大头清楚，道德往往是拿来表演的。
因此，当德才不能兼备时，宁可要损友的管仲、盗嫂的陈平，也绝不养一团和气无所事事的老好人，毕竟北洋集团不是废柴联盟。
如此公正公开的用人机制，百年后大改履历的体制内“神童”们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窗外又是一阵喧闹——袁世凯的两大财神梁士诒（1869—1933）和周学熙（1866—1947）到了。
广东人梁士诒小时候就放过狠话。
一次，塾师让学生们谈谈理想，大家的回答都很积极健康，可到了梁同学这气氛就不对了：大丈夫生天地间，不为英雄，便当为流寇。
老师咋舌良久，退而告其父：“贵公子将来取得的名位，将不在萧、曹（萧何、曹参）之下。公宜适时抑之，使不入邪途。”
1894年，梁士诒高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时，曾劝梁启超道：“中国今日非变法不可。但若轻举妄动，一击不中，必生他变，转成痼疾。”
梁启超无言以对。
1903年，清政府举办第一届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在策论中对历代币制如数家珍，论据则多援引各朝祖训，以塞顽固派之口，可谓用心良苦，终于赢得阅卷大臣一致首肯，拟录头名。
可惜，顽固派还是跑到慈禧那告了一状：“中榜者大多是革命党。尤其那个广东的梁士诒，‘梁头康尾’（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其人可知。”
慈禧平生最恨康梁，梁士诒要怪也只能怪爹妈取错了名字。
不过，有储才大户袁世凯在，落榜只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经此一劫，梁士诒声名远扬，大头特意让广东同乡唐绍仪出面，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府，梁欣然应允。
自此，从北洋编书局总办到邮传部（总管铁路、电报、电话和邮政）铁路局局长再到创立交通银行，梁士诒辗转腾挪，长袖善舞。每月从铁路局收入中提取80万元交给袁世凯，成为不折不扣的北洋钱袋子。
然而，袁世凯更器重的还是故交周馥之子、实业家周学熙。
周学熙之于袁世凯好比盛宣怀之于李鸿章，同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的他30岁就当上了开平煤矿的总办。结果督办（比总办高一级）张翼昏聩，导致煤矿在庚子国变中被年轻的胡佛（后任美国总统）用一纸合约趁乱骗走，又转卖给了英商。
周学熙得知后愤然辞职，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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