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2/3页)
“不可多求人”，曾袁关系确非一般。
自1860年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以来，曾国藩就在总督的位置上干了近十年，日拱一卒、苦心经营，建成了洋务运动的模板、晚清最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
此去江宁，袁保庆踌躇满志，准备一显身手。而去之前，问计于曾国藩，则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直隶总督署内的曾国藩，此刻翘首以盼的是另一个人。
最早完整接受西方教育和启蒙思想的中国人——容闳（1828—1912）。
容闳出生于帝国版图南端的广东省香山县，七岁就被父亲送到澳门的教会学校上学，十九岁跟随马礼逊学校校长勃朗牧师去美国深造，二十六岁从耶鲁大学毕业——简历异常华丽。
容闳一向以改造中国为己任，拿到文学学士证书后当即登上了回国的轮船。结果，怀揣着前无古人的高学历，蹉跎了好几年也没挤进体制内，都不好意思回耶鲁参加同学会，不得不承认世上果然只有两种逻辑：逻辑和中国逻辑。
象因牙逝，狐因皮灭
山重水复疑无路，天上掉下洪仁玕。
洪秀全的族弟、《资政新篇》的作者干王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少有的肚子里有干货的领导人。
可惜没实权。
洪仁玕早年在香港结识容闳，两人一见如故。此番，四处碰壁的容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太平天国身上，怀揣七条建国之策来到南京，希望一展宏图。可惜，宏图没有，有的只是归途。
按理说，海归见海归，两眼泪汪汪。洪仁玕却不等容闳说完，就拍着他的背叹息道：“老弟你的建议我都懂，但问题就在于只有我懂。其他诸王不是忙着外战就是忙着内斗，如此重大的决定我做不了主啊。”
容闳大失所望，拒绝了洪仁玕替他请封的“义”爵（仅次于“王”的二等爵位），去往九江。
彷徨至此，意味着人生的转机即将出现。迷茫中的容闳收到一封署名李善兰的信，历史的走向就此被改写。
数学家李善兰时任曾国藩幕僚。
容闳向曾国藩贡献了自奕訢主持洋务运动以来最精辟的四个字：制器之器。
谁都知道洋枪洋炮厉害，而与其单纯地购买仿造，不如先设立工厂，配备各种制造机器的机器（车床），再由造出的机器分别制造具体的器械（枪炮），如此方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曾国藩大喜，立刻帮容闳请封五品军功衔，任命他为出洋委员，负责购买新式机器。
容闳清楚，中国的落后不唯在于武器的落后，而是压根儿就没建立起完整的基础工业。他用超前的认识一点一滴地影响着曾国藩，洋务运动也逐渐从造来复枪转向了造钟表和农具。
就在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改良派先驱高唱“采西学、制洋器”大步向前时，形势急转直下。
1865年4月1日，慈禧把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奕訢叫到跟前，说：“这天下，咱不要了，送给汉人吧！”
奕訢愣了，以为她在开愚人节玩笑。
慈禧正色道：“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
奕訢硬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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