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2/3页)
强，不为人言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怀才不遇时，以“耐冷”为要；贫困交加时，以“耐苦”为要；应酬繁多时，以“耐劳”为要；遇到同辈以声气得利、晚辈以干请得荣时，以“耐闲”为要。
至于“术”的层面，曾国藩虽也归纳总结，但从来就不是他研究的重点。
因此，老曾的文章，读来质朴实在，有种你正急匆匆赶路，一好心的老农在旁边吆喝“小伙子，留神前面有坑”的亲切感。
世事如棋岂能尽知？但求步步为营、苦心耕耘而已。
晚年的曾国藩半是无奈半开玩笑地对弟子郭嵩焘说，等他死后，墓碑上就刻六个字：不信书，信运气。
诚如斯言。
徐世昌认定袁世凯可交，也是看重他那股闯劲和韧性。这一点在年轻时尤为重要，曾国藩就经常劝勉家中子弟：“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在谈到“刚柔”问题时，徐世昌认为，太刚则折，太柔则废；至刚无刚，至柔不柔。刚柔并济是理想状态，但能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又有几人？
袁世凯则深信“至柔可以克万物”。
徐世昌却告诉他，曾国藩不会这么说。
很好理解，湖南人霸蛮。
曾国藩认为柔弱本身无法制胜，必须包含雄奇之力。比如你不能看到瀑布雄伟就说水的力量很大，水本身是至柔至弱的，之所以能产生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心念及此，徐世昌心里咯噔了一下：也许这正是二者的差别！一个强阳弱阴，阳体阴用（保清的曾国藩）；一个强阴弱阳，阴体阳用（亡清的袁世凯）。
如果说“寓深雄于静穆之中”的曾国藩在人生的尽头栽到了天津教案上，那么，“负阴以抱阳”的袁世凯会怎样？
徐世昌还看不透。
他唯一能看透的是一个趋势：从兵为国有到兵为将有。
为什么《走向共和》里的袁世凯总喜欢说“知我者，菊人兄也”？
因为知袁者，徐世昌也。
大头从怀里摸出一封信，一封永定河河道周馥（1837—1921）写给李鸿章的推荐信。被举荐人是袁世凯。
周馥和袁保龄曾同为李鸿章帐下幕僚，私交甚好。袁保龄见侄子在家乡花光了积蓄，又没考上举人，有心帮他一把，但自己写荐书有请托之嫌，便让周馥出面。
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炙手可热势绝伦。这封信的分量有多重，不难想见。
徐世昌的看法同袁世凯如出一辙：李鸿章帐下进士如云，你要不是个举人，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可大头只是个秀才，还是买的。所以，平台虽好，齐大非偶。
袁世凯的想法是投奔时任浙江提督的吴长庆，叙述一番后，徐世昌然其说。
乱世即将到来，千言万语都浓缩在四个字中：兵为将有。
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南下途中，经过上海。
古来成大事者必有三项过人之处：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第一条自不待言，而后面两条，大头更擅长使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金钱收买不了的人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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