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第3/3页)
附骨之蛆，是最为酷烈的诅咒。
它是你的镜子。
人性的冷寂，精神的荒芜，灵魂的失落，一切都像《梦之安魂曲》一样，从阳光明媚走向万劫不复。
袁世凯浑身发烫，恍惚间仿佛回光返照，回到了丁戊年的赈灾现场。
那天，赈济公所对面的打谷场上，袁世凯组织饥民们围坐成一圈，准备发放赈款。采取这种形式是为了防止哄抢，谁起立谁就没份。
其间，一个梳羊角辫穿红袄的女孩引起了大头的注意，因为她一直在哼唱一首山西小调：妇女们大街上东游西转，插草儿卖自身珠泪不干；顾不得满面羞开口呼唤，叫一声老爷们细听奴言；哪一个行善人把我怜念，如同似亲父母养育一般；即便是做妻妾奴也情愿，或者是当使女做个丫鬟；白昼间俺与你捧茶端饭，到晚来俺与你扫床铺毡；你就是收偏房俺也心愿，或三房或四房我也不嫌。
……
打听之下，才知是山西逃荒过来的孤儿，母亲临死前教了她这首小曲，用意不言自明。
救救孩子。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应向虚无妥协而悔恨，也不应向黑暗低头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民主和自由，跟专制恶斗。”
抗日援朝1894
想到这儿，袁世凯垂死病中惊坐起：不能死，也不能逃！
死，虽可以明志；生，却能够践志。
为了这四万万身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病人，再难也要撑下去。
因为，恶疾缠身，已逾千年。
此病甚怪，受害者被强权控制，久不得脱，竟逐渐对加害者产生情感，以至于助纣为虐，帮其迫害不肯服从的人。
奥地利女孩娜塔莎被囚八年，沦为性奴。重获自由的她在公开信中居然表示被囚也不算坏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绑架者）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正如《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所说：“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似乎所有人都已变成体制的一部分，甘心做奴才，并以此为乐。
幸好有利马综合征。
一种人质影响了绑匪，使绑匪对其产生认同，最终放弃作恶的现象。
说到底，谁的心态更坚定，人生观价值观更强烈，谁就能影响对方。
袁世凯近乎声泪俱下地给李鸿章去电，表明战争势不可免。日本既已决心强占朝鲜，中国要么主动撤军，要么立刻备战，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而自己重病如此，唯余一死。然死何益于国事？他建议让唐绍仪暂代己职，说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自己则赴津面禀。
李鸿章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电商总署后，奉旨调袁世凯回国。
接到“特赦”的当晚，唐绍仪手持两枪两刀，骑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了英国领事朱尔典准备的兵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