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第2/3页)
王娡的父亲乃一介平民，王母倒是名门之后，但所谓的“钟鸣鼎食之家”早已是遥远的回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王娡进宫前是结过婚的。
考虑到《甄嬛传》里后宫争宠的明刀暗枪，刘彻母子受到的非议不难想象。
直到一天，从众口铄金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刘彻终于手操权柄、口含天宪。这时，董仲舒拿着一本《公羊传》跑来告诉他：皇上，母以子贵。
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真是一言难尽……
《公羊传》的衰落，标志性事件是东汉的一场辩论。结果是，主治公羊、人称“学海”的何休败给了《左传》专家、有“经神”之称的郑玄。
意料之中。
今文家的阅读量总体上不如古文家。口才再好，没有论据作支撑，也只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两相对比，《公羊传》重政治正确，轻事实考据，严定纲纪，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法家意识；《左传》正好相反，重史实而轻义理，小心求证，客观陈述，罕见偏激的情绪。
因此，今文学家攻击《左传》的说辞是：它不过是一本史书，孔子的精神一点没宣扬，不配称“经”！
古文家的回击不甘示弱：那也比你打着红旗反红旗，穿凿附会，篡乱《春秋》强！
事实上，像羚羊一样好斗的《公羊传》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复古传统严重的中国提出了震撼的“公羊三世说”。
在研究《春秋》时，公羊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孔子也怕文字狱。
根据怕的程度，《公羊传》把《春秋》记载的十二位鲁国国君的世代由近及远地划分为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
董仲舒解释说，所见世就是孔子出生后的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四个他亲身经历的时代。
所闻世是从襄公上溯的四个时代；所传闻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隐公的四个时代。
董仲舒指出：对所传闻世的坏人坏事，孔子批起来不留情面；对所见世则含蓄委婉。
并流露出变态的欣赏，说这是一种谨慎的处世态度，进能安邦，退能全身。
何休见董仲舒睁眼说瞎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恶人最多的所传闻世定为“据乱世”，恶人稍少的传闻世定为“升平世”，无比和谐的所见世定为“太平世”。
这就指鹿为马了。
从春秋到战国，分明是越来越乱，怎么倒升平而太平了？
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说所谓的太平世暂时是“文致太平”，其实还比较乱。孔子先把太平的构想画在纸上，以待来者。
由此可见，在今文家笔下，孔子是一个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变革；而在古文家笔下，孔子不过是一个史学家，述而不作，整理国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于是，问题可以简化为：尊重事实与尊重事理，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人人想改造世界，无人愿改变自己
东汉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后，士大夫都去玩儿宋明理学了，搞经学的逐渐边缘化。而《左传》名为经，实为史，凭借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影响反倒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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