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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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吓了一跳，追问其故，翁同龢答以“此人居心叵测”。

      皇帝当场发毛：居心叵测你引荐给我？

      他强忍怒火，让翁同龢传知张荫桓——绕开你总行了吧？

      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道：“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

      这就有点为老不尊了。

      四十岁的年龄差距，代沟深到足以使情同父子变成形同路人。

      瓜分危机让翁同龢的思想渐趋变革，甚至一度想全权委托汉纳根来练兵，但观其一生，对洋人的排斥与仇视是深入骨髓的。

      在他笔下，英使巴夏礼“嗫嚅（niè rú，吞吞吐吐）浮伪，最可恶”，日使盐田三郎“陋而狡”，只有美国公使杨约翰“尚敦笃”。曾纪泽同外宾周旋则是“作夷语，啁啾（鸟叫）不已”。

      不仅如此，翁同龢还把一次外交活动写成“正午各国公使来拜（不书“来访”）。一群鹅鸭杂遝（tà，杂乱）而已”。把聚会结束写成“公使退，余等一哄而散”。

      这样一个把同洋人打交道比作“日处豺狼虎豹丛中”的老头，与光绪的矛盾则更像是两个时代的差异。

      其集中爆发点在于外交礼仪。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陆续向清廷派驻公使。围绕使节见清帝时的礼仪，中外展开了艰难而曲折的谈判，终于在同治十二年（1873）以清政府的屈服而告终。

      当年二月，同治亲政。六月，西方五国公使以鞠躬而非跪拜之礼在中南海紫光阁觐见皇帝。

      1898年，面对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光绪忍辱负重，稳步改进外交礼节，捭使同国际接轨。

      四月，德国亨利亲王访京，光绪准其乘轿入东华门，拟在毓庆宫接见。而刚经历了胶州危机，受够了德国鸟气的翁同龢则表示强烈反对。

      同月，在接受俄使的国书时，光绪不再命旁侧的奕劻转呈，而是令其直接上丹陛放到自己案前。

      如此僭礼之行，既不和总理衙门商量，也不跟奕劻打招呼，偏偏只张荫桓一人事先知晓，这不能不让翁同龢对张的用心产生怀疑。

      恰好徐桐参张荫桓“唯利是图”，光绪让翁同龢出面力保，翁坚拒。两人相持不下，争执剧烈。

      真正致命的打击是奕訢的临终遗言。

      慈禧和光绪探视病危的奕訢，在问及可堪重用的朝臣时，他推荐了四个人：李鸿章、张之洞、荣禄和裕禄。

      光绪试探地提了下翁同龢，奕訢条件反射般垂死病中惊坐起，把多年来对翁阻挠洋务、盲目主战的积怨瞬间爆发：“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弥天大错！”

      五月，奕訢去世，光绪正式向慈禧摊牌。

      两人做了一笔政治交易：慈禧默许光绪变法，光绪则将翁同龢炒鱿鱼并裁撤督办军务处。

      使慈禧决意搞掉翁同龢的是军机大臣刚毅（1837—1900）。

      此人之反动举世罕见，曾有“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语录传世，嚣张跋扈。坊间传曰：自言自语刚枢密，独断独行翁相公。

      刚枢密决非《走向共和》里粗俗无知的形象，心思细密的他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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