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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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无法像平等那样给予革命者物质的奖励（打土豪、分田地），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便成为一个危险的趋势——甚至可能为了平等，选择同专制结盟，牺牲自由。

      因此，东欧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中写道：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某个集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集权制度的支持者。

      而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认为自由之所以没能被坚持到底，盖因“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只是出于对主子的痛恨”。故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后，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

      最后得出一条结论：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过渡时代的袁世凯，身处最原始的角斗场（群雄割据），面临最深沉的灾难（内忧外患），却要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治结构（民主共和）。

      何其艰巨。

      亡清的理想业已实现，站在云端的感觉却唯有空虚与孤寂。

      他终于明白，清亡，并不是最终的答案，因为阳光仍未洒向大地。

      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而在学海中游了一圈后，袁世凯悲哀地发现，问题更复杂了。

      许多人认为民主政治的实施需要一些起码的社会条件，比如教育的普及、国民收入的增长。而这一切，辛亥之后的中国基本不存在。

      不过，袁世凯认同梁启超的“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深信病灶绝不在此。

      民主的基础是自由，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生活，而不是戾气与武力。

      没有建立起外部的秩序和共识，滥用自由便会成为常态，官民互不负责，都在扩大个人权利的边界，争各自的“自由”。

      比如，当公开招标这一政府采购形式出现前，商人只需搞定部门一把手，拿单的胜算便在九成以上。

      但当招标产生后，你不弄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名单逐一拜访，都不敢去竞标。

      腐败的成本增加了，腐败的面积也扩大了，“立法愈峻，索贿愈频”成了一道永远绕不出去的怪圈。

      而当人们的耐心消磨殆尽时，便会寻求彻底解决之道，直至革命再次降临。

      对袁世凯来说，两难的选择在于：不终结各自为政的乱局，制度建设便无法落实，民主共和就难以兑现；而欲使从上到下令行禁止、运作有序，震住贪官、军阀和潜滋暗长的利益集团，又必须加强中央集权，授人以“独裁”的话柄。

      困惑中，他想起了大哥徐世昌。

      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

      有些日子没见徐世昌了，听说他和一帮前清遗老跑去青岛当起了寓公。

      传闻说他食君之禄不忘君恩，故拒绝当民国的官。

      纯属扯淡。

      袁世凯太了解徐世昌了，他带着翰林出身之人的鲜明特征——好名。因此，绝不会公然弃清投袁，给舆论留下口实，至少要走一走“不仕二朝”的过场，迂回一下。

      但当袁世凯派人去请时，却只收到徐世昌的一张字条，上书：杀君马者道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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