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3/3页)
粮必须要在全公社平衡，要照顾方方面面。供应粮也有吃完的时候，也正如杨耀科所说的人人都向国家要粮，那国家又向谁去要。如果能把土地划开，至少是一种尝试，或许就真能找到一条出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时此刻，我既要为群众着想，又不能不为自己着想。如果真的包产到户了，没准就是自己的灾难来了，“双开”甚至坐牢。连日来，我坐卧不宁，寝食难安。碧岩的社员太苦了，红崖湾的社员太苦了！看到他们肌黄面瘦的样子，听着他们哭泣的声音，我心如刀割。在矛盾和苦闷中，自己还是下决心干。红崖湾地处山旮旯，户数少，老小加在一起也只有50几口人，开展工作不易被人发现，就是被发现了也只好听天由命！
几天后，我同杨耀科找到红崖湾生产队队长何万俊，把想法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极为赞成。他说：“年年不缴公购粮，年年还吃供应粮，天天还没饱肚子，这日子真的不能再过下去了！把土地包开，外头要馍馍的人我去叫，如果一年下来还缴不起国家的，发动人到河西背粮也不能再亏国家。”接着，我们在红崖湾召开了几次有户主参加的秘密会议。我讲：“红崖湾‘不红’，现在咱们在红崖湾搞个‘责任田’，把土地包给大家，让红崖湾‘红’起来。”社员听了我的讲话非常高兴，说他们想分地都想疯了。我纠正说：“不叫分；叫责任田。”他们说：“公家的话我们不会说，反正都一样。”我强调说：“这是很冒险的事，只能偷着干，不能让人知道，大家如果保不住密，就算了。”社员看到我一脸严肃相，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异口同声地答应绝对保密。虽然这样，但我还是放心不下。经再三考虑，我去县委找张自强书记探口气。我给张书记说：“碧岩有个红崖湾生产队，从来不缴国家一粒粮，年年吃供应粮，人还跑着不进家。现在咱们把事情弄成这样了，咋办哩？在我手里把地荒了，心里不平衡。”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说试着把地分开。我俩谈了好久，他考虑了好久，最后他说：“这事情只能干，不能说。”此后，他经常到碧岩公社去，3次（两次——编著者注）到红崖湾调查了解情况。陈得录、张国杰、张子芳、曹宗周等县上领导也先后去红崖湾调查研究。
1978年春节后，土地很快划下去。红崖湾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是一次性到位，直接划到户。当时的土地承包遵循了两个原则：一是土地按好中差3等搭配划分；二是地块不能分开（主要是便于保密和机械化耕作）。春播中遇到的困难主要由社员自己设法解决，籽种不足的靠亲戚朋友借贷和兑换调剂；耕畜和农具由邻队以工换工帮助解决。与此同时，全公社各队增划了部分自留地。那一年，风调雨顺，老天帮忙，红崖湾获得了大丰收，不仅缴清了公购粮，留足了储备粮、籽种和饲料粮，而且人均口粮还要上1400斤。队长何万俊家种的5响禾田打碾后，堆了满满一院子，他高兴得不得了，悄悄给我说：“袁书记，活了半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粮食！”我说：“不要高兴过头，注意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