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第3/3页)
、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拿农业来说，甘肃、内蒙、贵州、云南这些省份，中央调给他们很多粮食，这是国家的很大负担。对这些地区可不可以改革，在这些地区政策上搞得宽一些，（不如）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多想办法，减轻国家背得很重的包袱。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有的文本有：依林的意见）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80年是农村改革大争论的一年，也是中国的改革在农村被突破的一年。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问题。从“文革”结束以后，有些地区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到1978年10月，安徽省委、万里批准肥西县山南区搞了包产到户试点；从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草案》提出“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到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决议，改写为“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从1980年4月姚依林、邓小平在长期规划会议期间提出：不如（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说：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最后在1980年的中央75号文件，明确宣布“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是农村第一步改革开始的全过程，是农村改革，也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开场锣鼓，这出开场戏演得好，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这场威武雄壮的大戏开了个好头。【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80年8月，我和院《未定稿》编辑部的王小强一起去甘肃农村调查，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舜瑶、处长李炳文等同志的支持、帮助下，对定西、陇西、渭源等搞了包产到户的县和搞了专业承包的兰州郊区农村作了为期38天的调研，写成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的调查报告。此时，甘肃已有38．7％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早的已有近两年的实践，兰州市郊已有了第一批专业户。我们就包产到户产生的必然性，包产到户的成就，特别是包产到户以后将怎样发展作了调研，听取了很多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包产到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是解决农民温饱的临时措施，而且可能成为农业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的桥梁，很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起点，从此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来”。而且明确指出：“搞包产到户之后，再要回到原来搞农业的老办法上去是不可能了。”报告还就包产到户以后农村的发展做了预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包产到户，每个农户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小而全的经营单位……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兼业农户大量出现；第三阶段，是专业户和专业农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