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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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红旗”飘扬的时期，“一大二公”酿成的历史悲剧更是十分惨烈。可以说，经过“十年文革”之后，基层的广大农民再也感受不到“土地革命”带来的实惠了，而且受困于土地和集团化经营模式，不但绝大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但生产队队长、保管员、记工员却有的吃，没有饿死的）；而且失去了起码的自由（出售自种的菜蔬、鸡蛋都要当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实际上很多地方也没有一个交易市场（外出逃荒也常常被抓进收容所或盘查审讯）。当然这是探索中的插曲，而且我们党也及时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集中群众智慧，不断地在做出政策调整和改革措施。问题是类似的插曲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类似的问题总是时轻时重、防不胜防地发生着，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做深入的思考，寻找根治的良方。

      革命初期，我们按照“城市武装暴动”的模式怎么也取得不了成功，而且付出了几百万工农红军战士血的代价，这才迫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从井冈山的“山大王”（曾经也是官逼民反的苦难农民）那里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到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可以说这是我党历史上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典型范例。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切身感受到土地与农民的特殊关系，深入研究了土地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成功地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基本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提出但又悬而未决的“耕者有其田”的问题！

      执政时期，我们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出现的新问题，国际时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邓小平在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前，中国大地上已经萌动了十年甚或二十年的改革前潮。这些涌动，应该说最先是发生在身处最基层的农民群众那里的。大家都知道，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的小岗村18户农民冒死签下《生死契约》搞包产到户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先驱”，“四川经验”最终成为全国农村改革滥觞，这也是举世公认的说法。对甘肃的包产到户，《宋平在甘肃》一书的公开说法是：“如果说1978年秋宕昌县哈达铺公社是明目张胆地首先搞起了经济作物责任制，那么陇西县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则是悄然无声地搞起了货真价实的包产到户。”据史料征集人员考证，农村政策的拨乱反正和政策尝试，不只有安徽和四川，也不光是搞“包产到户”的试验。据说从1977年起，广东、福建山区的几个县的部分公社和生产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地方志专家张守礼先生说，他在征集考证县志史料时发现，漳县四族公社马莲滩村从1978年夏收后就开始“偷偷地”包产到户了。据说这恐怕是目前所知的甘肃最早包产到户的地方，它的确比安徽凤阳的小岗村还要早一个季节呢。由此可见，包产到户的“先驱”并非只有安徽人、广东人，还有宕昌人、陇西人，是不愿饿死的活生生的中国农村人。

      陇西的包产到户与时任陇西县委书记的张自强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张自强之所以于1978年秋敢支持碧岩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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