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2/3页)
和能力为标准选拔出来的。也可以这样说，与人格相比，现在的人才配置更重视能力、更重视只能用考试结果表示的学业。在公务员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人能够就任政府部门的要职或进入精英序列等。
这一切也许是战后日本经济以增长至上主义为主的社会背景使然吧。与其重视人格这种模糊的因素，还不如重视才华这种容易直接带来成果的要素来选拔我们自己的领导，这种用人标准一时间成为主导趋势。
在选举中，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把选票投给能给地方带来利益的“拍胸脯政治家”、换言之就是人们希望把那些有才而缺德的人作为自己的领头人。这种倾向或社会风潮我们很难改变。
日本人曾经也具有“大处着想”的思维方式。我们敬爱的西乡隆盛先生曾经说过“给德高者以高位，给功多者以褒奖。”这个意思是，功绩卓著者给予金钱奖励，而人格高尚者则让他位居高位。这虽然是一百多年前的老话，但一点也不陈旧，依然是今天非常通用的普遍的思维方式。
在道德崩溃、伦理丧失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铭记这些话的意义。居人之上者人格比才华更重要。越是具备超群才华的人越不应该沉湎于才华。也就是说，需要某种东西，来控制超常的才能不沿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就是道德，是人格。谈起“德”，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复古。但是，人格的陶冶应该没有新旧。中国明代思想家吕新吾在其著述《呻吟语》中明确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即：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
这三个资质，换言之就是“人格、勇气、能力”。吕新吾希望居人之上者兼备以上三个资质。这三个资质如果按顺序排列，就是人格第一，勇气第二，能力第三。
42、自省与人格磨砺
战后的日本大多起用第三等聪明才辩型的人物作为领导。能力强、擅长雄辩、知识丰富的实用型人物得到得重用，而有人格威望的第一等人物虽不至受到轻视，但也靠边站了。
这样，无领导之德的人物----除才能之外缺乏内在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标准、缺乏人格厚度与深度这样的人物----被安排在领导职位上，从而导致近年来政界丑闻频繁发生，甚至更广一点说，现在社会上的道德颓废，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发生丑闻事件组织的领导经常召开记者招待会，但在等记者问时，很难令人感受到他们人格方面的厚重。只是发表一通“做得不对”，“争取不再发生”等敷衍塞责的托辞。因为只是通读他人准备好的文稿，听起来我感觉全是教条主义，作为负责人的真挚和诚实一点也没有传达出来。
即使他们感到惊慌失措、蒙蔽事实、逃避责任，但是，很少见到他们认真对待整个事件，承担自我责任，该说明的作出说明，该改正的进行改正。这不得不让人感到他们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哲学，甚至缺乏对事物的善恶、正邪严加区别的标准。
如果这就是号称社会领袖的人的作为，那么现在的孩子们不尊敬、不信任大人，就不难理解了。
居于人上的领导们需要的不是才能和雄辩，而是以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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