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15 (第1/3页)

    对于现世的人来说，与别人相较，大家都有些先天的特异性，有体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有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耳曼人生来和别的人有些不同：黄头发、蓝眼睛、大高个儿，等等。这种体质人类学上的差异被极个别的混账日耳曼人抓住，就成了他们民族优越的证据，结果他们就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犹太民族则是个相反的例子：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在尘世上一点坏事都不做。我喜欢犹太人，但我总觉得，倘他们不把选民这件事挂在心上，是不是会好些？假如三四十年代的欧洲犹太人忘了这件事，对自己在尘世上的遭遇可能会更关心些，对纳粹分子的欺凌可能会做出更有力的反抗：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凭什么伸着脖子让你来杀？我觉得有些被屠杀的犹太人可能对上帝指望得太多了一点——当然，我也希望这些被屠杀的人现在都在天堂里，因为有那么多犹太人被纳粹杀掉，我倒真心希望他们真是上帝的选民；即使此事一真，我这非选民就要当地狱里的烤鸭，我也愿做这种牺牲——这种指望恐怕没起好作用。这两个例子都与特异性有关。当然，假如有人笃信自己的特异性一定是好的，是优越、正义的象征，举一千个例子也说服不了他。我也不想说服谁，只是想要问问，成天说这个，有什么用？

    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王小波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一次大战刚结束时，梁任公旅欧归来，就看到前一种精神的不足；那个时候列强竞相掠夺世界，以致打了起来，生灵涂炭——任公觉得东方人有资格给他们上一课；而当时罗素先生接触了东方文明以后，也觉得颇有教益。

    现在时间到了世纪末，不少东方人还觉得有资格给西方人上一课。

    这倒不是因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人的物欲毫无止境，搞得能源、生态一齐闹了危机；而人际关系又是那么冷酷无情。

    但是这一课没有听众，急得咱们自己都抓耳挠腮。

    这种物欲横流的西方病，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诊断过。

    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利，孟子就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所谓利，就是能满足物质欲望的东西。

    在古代，生产力有限，想要利，就得从别人那里夺，争的凶了就要打破头。

    现代科技发达，可以从开发自然里得到利益，搞得过了头，又要造成生态危机。

    孟子提出一种东西作为“利”的替代物，这个暂且不提。

    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方病的根源。

    笔者既学过文，又学过理，两边都是糊里糊涂，且有好做不伦不类的类比之恶习。

    不管怎样，大家可以听听这种类比可有道理。

    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又成为他行动的动力。

    比方说，冷天烧了暖气觉得舒服，热天放了冷气又觉得舒服，结果他就要把房间调到华氏７０度，购买空调机，耗费无数电力；骑车比走路舒服，坐车又比骑车舒服，结果是人人买汽车，消耗无数汽油。

    由此看来，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

    这在控制论上叫作正反馈，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器，人首先有某种待满足的物欲，在欲望推动下采取的行动使欲望满足，得到了乐趣，这都是正常的。

    乐趣又产生欲望，又反馈回去成了再做这行动的动力，于是越来越凶，成了一种毛病。

    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抽疯：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就会闹出这种毛病，喇叭里的声音又进了话筒，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结果就是要吵死人——行话叫作“自激”。

    在我们这里看来，西方社会正在自激，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搅到最后，连什么是舒服都不清不楚，早晚把自己烧掉了完事。

    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是个欲望的放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