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2/3页)
须借重先生，倏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此信是明信片，正面写有“北京南他子缎库后胡同胡适之先生毛泽东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七·九”等字样，并盖有“九年七月九日长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两邮戳。信中提到的“张”即指作恶多端、为湘人恨之人骨的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湖南人民曾开展驱张运动。毛泽东为领导者之一，于1920年、月15日拜访胡适，吁请他的支持。此信写于驱张运动胜利后，表明毛泽东不仅感念胡适曾给予的支持，而且想继续借重胡适的声望解决湖南问题。此信完好保存至今，成为研究毛泽东与胡适真实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
1921年7月，毛泽东联合湖南各界知名人士27人，在长沙潮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租了3间房，创办文化书社，作为在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总机关，毛泽东亲任书杜的特别交涉员，在书社经售的书报杂志中，有胡适的《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他翻译的《短篇小说》、《杜威五大讲演》，还有其他一些介绍实验主义的读物，如杜威的《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民族的发展》等。毛泽东把这些书作为经过严格选择的有价值的新出版物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
如何从政治思想上评价前期的胡适，这是个众说纷坛的问题，但最早对胡适作出认真评价的是毛泽东。1923年4月他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说：“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式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这里，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作了正确的分析，把胡适划归为“非革命的民主派”，是属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大民主派”，指出他既有非革命的一面，又有民主性的一面。【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胡适采取了积极争取的态度，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实现国内和平、团结，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尽力。
1945年7月，傅斯年、黄炎培等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到延安“商谈两党团结、共建国内和平问题”时，毛泽东曾要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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