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第3/3页)
戴上危言耸听的大帽子。
1949年春，他被分配到抚顺总工会资料室工作。困境没有使他气馁、消沉，因为在他心中，有对延安岁月的美好回忆，有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有人民作家的崇高职责。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同时辛勤地收集素村，潜心创作，争取为建国初期的文坛，献上一部反映工业建设题材的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
1952年书在北京写成后，有关部门不予出版，有的单位也下敢出版，稿子退回三次。萧军万般无奈，只得上书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萧军的作品还是要出版的。”当时萧军的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象的。毛泽东对朋友的信任、支持，以及实事求是、力排众议的精神，使他终身难忘。1954年，此书得以问世。
1966年7月，萧军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畅游长江的照片，激起延安岁月的回忆。他将毛泽东在延安写给他的10封亲笔信连同他在延安编的《鲁迅研究丛刊》和《文艺月报》送给毛泽东，作为礼物和问候，也寄托了萧军对毛泽东深深的眷怀和思念之情。
一九 谈笑满座生风——毛泽东与徐懋庸
徐懋庸是从1938年到延安以后开始同毛泽东交往的，在此之前，他在上海曾任“左联”常委秘书长，并负责同鲁迅的联系，1936年，“左联”解散之后，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徐懋庸同鲁迅的意见相左。在8月1日给鲁迅的一封信中，凭着鲁迅对他的爱护和信任，徐懋庸急不择言地陈述了自己对某些事和某些人的看法，包括一些不够正确的看法，冒犯了鲁迅；加上鲁迅对他那封信的由来有所误会，于是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严厉地批评了徐懋庸。这之后徐懋庸的心情很苦闷，在上海的处境也很困难。为了弄清“两个口号”论争的是非，1937年初，徐懋庸下决心到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他靠译书筹了安家费和路费，于年底出发，1938年3月辗转来到延安。
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张闻天等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一次宴会，欢迎包括萧军。丁玲、徐懋庸等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人。
这是徐懋庸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只觉得他态度平易近人。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当众演说，欢迎词是由张国煮作的。然后让被邀请人发言，大家谦让，推来推去，要徐懋庸先讲，徐懋庸就讲了几句，主要是讲到延安以后的感觉，特别强调延安的人与人的关系与上海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强团结，不像上海那样，很多嘁嘁喳喳，是非难分，不易团结。也联系了上海“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说他虽然觉得有错误，但是非的界限还是很糊涂的，所以要在延安很好学习，接着是丁玲报告战地服务团工作的经过。然后是萧军发言，主要意思是不向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