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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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需要学习。上层统治者需要学会使用权力，下层老百姓需要学会适应权力，而学习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无为而治"。好在天赐良机，秦的二世而亡使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不敢也不能再施暴力。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全国上下对秦的"暴政"无不怀有切肤之痛，而且心有余悸，记忆犹新。当此之时，除了实行"开明专制"，也没有别的办法。何况作为一个替代他人行使绝对权力的集团，如果不给人民一点实实在在的好处，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过去。正如黄仁宇先生在《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一书中所说，他们执掌的皇权，除了"奉天承运"和"为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到一个能够更好地支持其存在和作为的逻辑。因此，"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而一个王朝无论最后是否走向专制，在其开国之初，也总是会有一段时间的相对节俭和宽松。

    于是，高明的汉高祖刘邦，就做出了两个聪明的决定。一是将秦代名目繁多的刑律简约到只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样一句话，即"约法三章"；二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的负担，放弃那些暂时可以不要的盘剥 ，即"与民休息"。说起来那时也真苦，就连皇帝都配不起由四匹纯色骏马驾驶的专车，文武百官甚至只能坐牛车，因此都能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克己奉公。高祖的几个子孙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汉初规定地税不过十五分之一，景帝时又减到三十分之一，不满千钱的贫困户还能得到国家救济。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自己则恭俭无为，不事更张。这样经过多年努力，就形成了帝国创立以来第一次被史家称羡不已，号称"文景之治"的相对安定繁荣局面。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知，汉初这几位皇帝的克制和让步，究竟有几分出于自愿，几分出于无奈。但可以肯定，帝国在本质上是聚敛的，尽管这种聚敛通常表现为非暴力或者非典型暴力，却不会因此而不是聚敛。作为寄生在帝国躯体上的吸血动物，统治集团如不聚敛就无法生存。之所以说是"寄生"，是因为他们在征收了赋税之后，并不像现代国家的政府那样为纳税人提供相应的服务，而是用于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包括他们的好大喜功。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不聚敛，正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不专制。同样，正如最"好"的专制不过是"开明专制"，最"好"的聚敛也不过是"有限聚敛"。它的下限，是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如果在聚敛之余，一般民众尚能维持温饱，即是太平。若能"五十衣帛，七十食肉"，那就是盛世了。所谓"文景之治"便大体如此。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提供了一个平台。

    这里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比如削藩，比如铸钱，比如土地私有，比如盐铁专卖，比如独尊儒术。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中央集权来进行的。事实上，统一和集权从来就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比如不动声色地将某些有错或无错的藩国借故削除）。只不过到了汉武帝时，已是全面出击，左右开弓，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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