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第3/3页)
处于一种"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即名义上有政府，实际上无政府。比方说，决策的时候有人拍板，出事后却无人负责；或者拍板的人不负责，只拿承办的人问罪。最典型的证据是庚子之变。宣战的是慈禧太后，顶罪的却是别人。而且，八国联军一打进来，这位本该负责的最高统治者便跑得无影无踪。责任二字，是提都不要提的。相比较而言，反倒是那些虚君共和或君主立宪国家的元首和皇室更有责任心。比如2002 年春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的英国老王太后，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因为她在战争时没有离开过伦敦一步，尽管她原本无此责任和义务。
第五章 内在矛盾 五 变法与动乱
毫无疑问，帝国历史上也有勇于负责和试图改革的人，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帝国历史上多次变法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次。说它最具典型意义，不仅因为这次变法决心大（皇帝和宰相意向高度一致），力度大（专门设立了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争议大（从北宋神宗朝一直争论到南宋高宗朝），影响大（论述历代变法者均首推此次），还因为它发生在王朝和帝国历史的关键时期。此次变法，大约始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 年），终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 年）。这时，全部帝国史（公元前221 年至公元1911 年）刚好过去一多半，北宋王朝（公元960 年至1279 年）则过去了一大半，正处在"盛极而衰"的岔路口上。因此，这次变法的成败，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问题的解答：集权王朝究竟有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避免走向衰落和灭亡？帝国制度也究竟有没有可能摆脱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规律和宿命？
这可真是性命攸关。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安石表现出难得的智慧和惊人的勇气。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小范围的试验后，他毅然上书，力主变法，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主张。这就是后来陆续颁布并实行的青苗、免税、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看出，这些新法如果能够不走样地得到实施，大宋王朝是有可能重新振作的。何况王安石的运气也很好，他遇到了刚刚登极的宋神宗。那时神宗年方二十，正是希望能够大有作为的年龄。少年天子，风华正茂，岂容朝廷萎靡不振，要员暮气沉沉，国家贫弱疲软？一个是志向不凡，血气方刚；一个是坚忍不拔，锐意革新。君臣风云际会，一拍即合。于是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便在全国铺开。
然而结果却令宋神宗和王安石大跌眼镜。新法实行以后，不但朝廷重臣（如司马光等）群起而攻之，而且举国上下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小官郑侠也忍无可忍，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 年）四月画了一张《 流民图》 进呈天子御览，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 而且扬言，废除新法后如十日之内天不下雨（其时全国已大旱达十个月之久），请斩臣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