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第3/3页)
（这可以从他们对光绪皇帝和戊戌变法的暖昧支持态度中看出）。→文¤人·$·书·¤·屋←也就是说，在他们直接的经济动机背后，是长远的经济目标；而在经济目标的背后，又是更为长远的政治目的和文化目的。这当然不是简单地换个王朝就能了结的。或许正因为此，清王朝才又苟延残喘了五六十年。
然而由此引起的震荡却是颠覆性的。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两千年帝国史的"天朝大国"，竟然打不过一个远隔重洋万里而来的"蕞尔岛夷"（英国）？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我们还可以自欺欺人地说这不过"偶尔失误"，或自我安慰说因为对方"船坚炮利"；那么，甲午战争之后，我们就完全无法自我辩解自圆其说了。因为这一次我们船也坚炮也利，而对方则是更加不足挂齿的"蕞尔岛夷"（日本），是向来在我堂堂中华面前俯首称臣、顶礼膜拜有加的。更让中国人愤愤不平忍无可忍的是，1895 年签订《马关条约》 时"倭寇"的索赔数额，竟是当年"英夷"签订《南京条约》 时索要的十三倍！
结论也只能是一个，即人家技术先进，制度更先进。而且，技术先进，是因为制度先进。否则，"蕞尔岛夷"日本怎么会后来居上，不但战胜了我"天朝大国"，还战胜了同为"泱泱大国"的俄罗斯？就因为他们进行了明治维新，实行了宪政！
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言，清王朝的民族和民生都不是问题，至少不是大问题。真正成问题的，是民权。我们知道，不讲民权，是帝国制度之根本，也是帝国制度之通则。历代王朝之败，也均不在民权，而在民族（如元）或民生（如秦、汉、隋、唐），要不然就在军事（如宋）或政治（如晋）。清的情况却不同。借用柳宗元的话说，清之亡有如周之亡，其失在于制（制度），不在于政（政治、政策、行政）。也就是说，清之败，不是王朝之败（一个王朝战胜另一个王朝），而是制度之败（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也是潮流之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 孙中山选集》 第706 页）于是，不讲民权的政权便败给了讲民权的国家，尽管它在镇压国内反抗力量（如太平天国）时还是有招架之功的。
这个打击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但没有还手之力，而且没有自救之路。因为大清王朝是与帝国制度同生死共命运的，根本就俱为一体。帝国制度是其里，大清王朝是其表。帝国制度如不该亡，则大清不亡。大清既亡，帝国制度也就必死无疑了。
清之败既然在于制度，则救亡之路便唯在改制，即变专政为宪政。对此，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还是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革命派", 均观点一致，并无分歧。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所谓"改制"，是应该通过维新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革命来进行；改制以后的国家，是应该实行君宪（君主立宪），还是应该走向共和（推翻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