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2章 (第3/3页)
，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列位看官留意，李斯这篇上书被太史公斥为“阿意求容”之作，诚公允之论也。此文之奇异，在于极力曲解法家的权力监督学说，而为胡亥的纵欲享乐之道制作了一大篇保障理论，对法家学说做出了最为卑劣的阉割。二世胡亥说，我不要像尧帝禹帝那般辛苦，我要使天下为我所用，广欲而长享安乐，你李斯给我拿个办法出来！于是，李斯向二世胡亥屈服了，制作了这篇奇异的奏章，向胡亥献上了以“督责之术”保障享乐君道的邪恶方略。
在这篇奏章中，李斯是这样滑开舞步的：首先，明白逢迎了胡亥的享乐君道，赞颂胡亥的“穷乐之极”是贤明君道；其次，引证申不害的恣意天下而不以天下为桎梏之说，论说胡亥鄙薄尧禹劳苦治国的见识是圣明深刻的，最终得出尧帝禹帝的辛苦治理“大谬矣”，是荒诞治道，而其根本原因则是不懂得督责之术；再次，引证韩非的慈母败子说，论说以重刑督责臣民的好处，肯定这是最为神妙的“圣人之术”；最后，全面论说督责术能够给君主享乐腾挪出的巨大空间，能够使君主“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
李斯的这篇奏章，再一次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果说，李斯此前的与政变阴谋合流，尚带有某种力行法治的功业追求，尚有其惧怕扶苏蒙恬改变始皇帝法治大道的难言之隐的话，这次上书阿意，则是李斯全然基于苟全爵位性命而迈出的背叛脚步。这篇卑劣奇文，意味着李斯已经远远背离了毕生信奉并为之奋争的法家学说，肆意地歪曲了法家，悲剧性地出卖了法家。盖法家之“法、术、势”者，缺一不可之整体也。术者，法治立定之后的权力监督手段也。法家之术，固然有其权谋一面，然其原则立场很清楚：确保法治之有效执行，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种种贪赃枉法，并主张对此等行为以严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