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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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在包拯的眼里，没有派系，只有公理，没有党争，只有实情。

      六年后，官升知谏院的包拯，并没有以范仲淹改革的倒霉下场为前车之鉴，他向宋仁宗交了一篇著名的奏章《七事》——区别奸忠、不信朋党、信用贤能、治奸佞之人、用人不疑、访才用贤、起用贬逐之臣——赫然与“庆历新政”如出一辙。

      群臣这下明白了：包拯，就是个实话实说的官场异类。因此，当包拯弹劾宋庠时，没人觉得惊诧了。宋庠文采风流，做宰相七年，一没贪赃枉法，二没苛政暴政，三没道德败坏，实在无错可挑。但是包拯说，无错，是因为你没干事，国之重臣，毫无建树，就是“尸位素餐”，当然应该弹劾。

      四是勇于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像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沉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的立场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从主观上说，包拯的改革主张，目的是为了巩固宋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他也因此为天下百姓所爱戴。

      前文所提到的不屈不挠地弹劾皇亲国戚张尧佐，以及随后的二弹郭承佑、七弹王逵等就是针对冗官灾害的举措。

      1057年阳春三月，五十九岁的包拯担任开封府尹。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改革诉讼制度。北宋时期，平民告状必须通过“门牌司”层层上递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利用这个机会讹诈百姓。包拯到任后规定：裁撤门牌司，大开正门，告状的人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此事非同小可，无论从百姓申冤还是办案效率以及公正性上讲，这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良性改革。此举一出，顿时民心大悦：“开封有个包青天！”

      包拯在开封任上只做了不到两年，就接到了仁宗又一项重任：出任三司使，打理国家财政。在这个位子上，包拯进行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变“利率”为“和市”。当时，朝廷向百姓征用过度。包拯说，进贡物品也是商品，朝廷应该按照一定价格，在“和市”上向百姓购买；至于急需物资，跟富翁们要。此举为老百姓来说是极大的善举。此外，北宋时期，朝廷收税只要现金不要实物。百姓只得把粮食卖给官府“折变”为现金，官吏们趁机压低粮价，以至于到了灾荒之年就民不聊生。事出凑巧，包拯主管财政这两年，江淮、两浙灾荒不断。于是包拯一连上了四道奏章，请免江淮、两浙折变。

      经济改革的成效让皇帝愈发信赖包拯，两年后（1061年），包拯又出任枢密副使（副宰相职），成为中枢重臣。当时包拯六十三岁，已是风烛残年之体，不久即病倒，宋仁宗亲自到他家里探视病情。这是君臣俩的最后一面。1062年5月，包拯病逝于开封，举国哀恸。

      五是为官清廉，大公无私。

      包拯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生活依然和当普通老百姓时差不多。他的铁面无私更是让他名声大振，即使在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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