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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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时指出：“这种派别不论在当时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政党中的‘党’（Parties）”；“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

      毫无疑问，史籍中所说的“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政党。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第九章写到“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时，明确指出：“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这是对于史料有了精深理解之后的准确表达。

      其实东林无所谓“党”，“党”是它的政敌强加的，东林诸君子并不自称为“东林党人”。道理是很显然的，孔子在《论语》中教导他的弟子“君子群而不党”，以继承并发扬孔孟儒学正统为己任的东林诸君子，对此是深信不疑的，“结党”是正直人士所不齿的，决不可能自诬为“党”。正如《东林同难列传》所说，顾、高诸君子在东林书院“偕诸同志以道学相切磨”，受到海内士大夫的敬仰，跟从的人日益增多，于是，“邪臣遂指之为门户”。此处所谓“门户”，按照当时人的习惯，是朋党的同义语。《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这就是东林书院被称为“东林党”的由来。

      李三才是万历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二十七年他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颇得人望。万历三十六年，内阁中朱赓病逝，李廷机又借口生病闭门不出，只剩下叶向高一人苦苦支撑，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此时李三才已经在漕运总督之外加上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头衔，成为理想的候选人。当时政坛上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内阁权臣李廷机企图阻止李三才入阁，指使其亲信弹劾李三才贪、险、假、横，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官嘴脸，并且无中生有地说李三才“党羽日甚”，一下子就把此事定位于“结党”的层次上。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在“结党营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是“藉道学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东林书院。书生气十足的顾宪成写信给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政敌们抓住把柄，攻击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与李三才结成“东林党”。

      在这场风潮中，御史徐兆魁表现得最为恶劣，多次在奏疏中诬陷东林书院与顾宪成，说什么“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而飞书走使充斥长安（指北京），驰骛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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