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2/3页)
权尽归其操纵”。为了搞臭“东林党”，他肆意捏造东林书院“挟制有司，凭陵乡曲”的罪状，几乎每一条都离奇得令人难以相信。例如：东林书院在浒墅关附近的小河向来往商船收税，胁迫浒墅关的官吏以“修书院”的名义向东林书院送银两；又如：东林书院的成员到各地讲学，动辄一百多人，要县衙门迎接款待，每次耗费银子二百两上下；再如：东林书院的讲会“杂以时事”，它的讲义刊印出来，涉及地方政治事宜，各地方政府必须照办。如此等等，都是信口雌黄编造出来的。
这种不择手段的攻击引起了正直人士的愤怒，光禄寺丞吴炯对徐兆魁捏造的东林书院罪状一一予以驳斥。他以确凿的事实指出：浒墅关附近小河根本无法通行商船，只能通行小船，从来无税；来参加东林讲会的人都是自费，书院从未向浒墅关官吏索要银两；东林讲会的经费都来自参会者捐资，从不接受县衙资助；至于讲会“杂以时事”云云，更为无稽之谈，他说：“会中之规，每日轮客一位，讲书一章，互相问难，青衿皆得质所疑。讲毕，童子歌诗一章，遂散。举坐无哗，并不谈时事。即民风土俗与会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关各邑之行事？”
万历四十年五月，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触发了正直人士为他辩护洗刷的激情。然而，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愈演愈烈，诬蔑它是“遥制国是”的“党”。以讲学为宗旨的东林书院被看作一个“党”，无异于重演南宋时禁锢朱熹办书院讲学的“伪学逆党”之禁，是不祥之兆。南京工科给事中喻致知在奏疏中点明了这一点：“伪学之禁，盛世不闻，仅于宋季见之”，并且忧心忡忡地指出：“伪学之禁网益密，宋之国祚亦不振”，提醒当权者深长思之。
到了天启初年，一些原先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士回到了政坛，把重整道德的精神带到官场，与魏忠贤及其“阉党”展开了殊死较量。魏忠贤之流把凡是反对“阉党”专政的人一概斥为“东林党”，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林党”当作一个组织实体，开出黑名单，重演一次“党锢之祸”。
魏忠贤的亲信卢承钦编成《东林党人榜》，开列“东林党人”三百零九人，用奏疏的形式于天启五年呈报朝廷，由专擅朝政的魏忠贤把它向全国公布。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要证明“东林党”是一个政治实体；另一方面示意政府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清除异己势力。
与此同时，一贯与东林书院为敌的吏部尚书王绍徽，仿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编了一本黑名单，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东林点将录》。此后接二连三还有《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录》、《盗柄东林伙》等。
值得注意的是，王绍徽在《东林点将录》中，把李三才、叶向高列为“东林党”的一、二号领袖：“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把李三才、叶向高作为“东林党”的领袖，并非王绍徽的发明。万历四十二年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就扬言：十余年来东林书院的不肖之徒，为了“号召徒党”，“外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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