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16章 (第1/3页)

此后，“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着西方国家来到中国沿海，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之中，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海禁”政策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

      当时的中国与海外各国维持着一种传统的朝贡体制，明朝皇帝以“中央之国”的心态，把周边各国都看作是它的藩属，构成一种藩属国向宗主国的朝贡关系。万历《明会典》关于“诸番国及四夷土官朝贡”事宜，有这样的记载：

      东南夷：朝鲜、日本、琉球、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占城（越南）、爪哇、苏门答剌（印度尼西亚）、琐里、苏禄（菲律宾）、古里（印度）、满剌加（马来西亚）、榜葛剌（孟加拉）、锡兰山（斯里兰卡）、吕宋（菲律宾）、木骨都束（索马里）等；

      北狄：鞑靼、瓦剌（蒙古）等；

      东北夷：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

      西戎：哈密、畏兀儿（维吾尔）、撒马尔罕（中亚）、天方、默德那（阿拉伯）、乌思藏（吐蕃）等。

      朝贡的前提是，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典礼之际，必须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称为回赐）。这就是朝贡体制，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的，用朝贡—回赐方式维系的国际关系。因此朝贡体制的政治意义是首要的，经济意义是次要的。在朝贡中附带进行一些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或者叫做贡舶贸易、勘合贸易。无非是两种形式，其一是，随同朝贡使节来到中国沿海的港口，在主管外贸的市舶司的主持下，就地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其二是，朝贡使节抵达北京后，随行的商人可以在礼部接待外宾的会同馆附近，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些贸易都是朝贡体制的附属部分。

      这种状况显然与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贸易格格不入。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专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指出，从14世纪至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逐步扩大，存在三个贸易圈：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一个是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两者之间还有以若干贸易中转港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圈。新航路与新大陆发现以后，西方国家的商人为了购买亚洲的商品，携带大量白银，也加入到这些贸易圈中来。因此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圈，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倭寇”与海上走私贸易，放到这样的背景下来考量，许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日本与周边其他国家一样，与明朝维系着朝贡贸易，朝贡船队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通行证），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再在安远驿的嘉宾堂歇脚，一面上岸进行贸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携带国书、贡品以及携带的货物，在明朝官员的护送下前往北京，下榻京师的会同馆。在向朝廷递交国书、贡献方物后，携带的货物可以在会同馆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