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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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当代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大变局之中，历史学家理所当然要去关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历史大变局。近年来，晚清史尤其是晚清的历史大变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许与此不无关系。

      历史的大变局并非仅限于晚清，晚明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

      突然提出晚明的历史大变局，并非故意耸人听闻，而是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过头去看一看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不仅对于重新评估晚明史，而且对于认识晚清史，都有莫大的好处。

      “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历史学家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以及美洲新大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西方历史学家把这一标志作为中世纪与近代划分的里程碑，并非毫无道理。这一转折，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全球化”的初露端倪。从此，人们的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洲，而是全球各大洲，包括新发现的美洲。人们的视野与活动所及，不再是半个地球，而是整个地球，因此称之为一个“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是毫不为过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全球化”似乎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出现的新事物，其实不然。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他们的论著《全球化：来龙去脉》中，对“全球性因素”与“全球化”的界定是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状态。这种联系是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军队，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及其产生影响而实现的”；“我们认为，全球性因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过程”。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此后世界市场从欧洲拓展到美洲、亚洲和非洲，世界各大洲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国际贸易迅速增加，世界市场雏形初具，“全球化”初露端倪。

      倘若以为这是初出茅庐者的一家之言，那么不妨看一看权威的见解。当代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它以一种历史的深邃感阐述了“世界体系”的起源，即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它是崭新的“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体系”。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在他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三卷中，阐述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世界经济”延伸到全球，形成“全世界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转折点就是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由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一鼓作气地（或几乎如此）挪动了自己的疆界，从而创造了奇迹”。

      美国学者弗兰克（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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