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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章 (第1/3页)
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宇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大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 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末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位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余的。
为着“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零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零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零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零年则有“广州起义”(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例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 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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