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3/3页)
我的书稿拿来，翻开，里面有一些用笔标出的记号，她随便指出几处：“你瞧，你这样写，看着倒痛快，出来肯定惹事。”
“那不过一个处级干部，这种芝麻官中国怎么也得上百万吧。”我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跟级别没关系，是写法问题，背后是态度问题。你这部稿子麻烦大了，还没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你可没事，我们脱不了关系。也许别的社没问题，我们出过一次事，检讨个没完。”她解释道，“我们是出版社，上边不给你书号，你吃啥？”
“理解，理解。”我连连说。
冬阳要我把书稿拿回去动大手术，改完给晨歌。寒暄一阵，把我送出了烧饼胡同。为了确证烧饼胡同是否真有烧饼，我从另一头走出去，连烧饼味儿都没有，倒是有几家杭州包子铺把我的肠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边的包子实在难吃，北方饺子还行，个儿大，至少填个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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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上道路的宽阔、建筑物的宏大、车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摧枯拉朽般让人产生蝼蚁般的渺小感。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让人浑身痒痒，以致于我经过他们的面前时，努力装出一付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人民的样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闲逛一阵，挤上1路公汽到了西单图书大厦这个中国最大的书店。这里不愧是个免费看书、免费纳凉的好地方。暮色苍茫时，乘地铁到大望路，然后倒车前往红庙。
几年前，李皓和杨星辰再也无法忍受清贫，从位于京郊的单位不辞而别，沦为京漂一族。后来，他们向我炫耀他们上报啦——被单位开除，报上发声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见了两人。李皓在一家翻译公司，没底薪，翻译千把字，可以挣一个盒饭啥的。还去杨星辰的“国际贸易公司”看了看。这是他从外贸公司辞职后刚成立的公司，光杆司令。我探头探脑地进去，吓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间十平米小房，既住人，还办公。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二十四小时开着惨白的吊灯，活像一处法西斯秘密专政场所。惟一有点公司痕迹的，是拥挤不堪的桌子上一台电脑、一台传真和一堆中英文文档，桌椅统统旧货。那个下雨天，天花板不断渗出水滴，杨总不得不在桌子和电脑上盖几张报纸，不停替换。他的生意是将国内小工艺品贴上自己的注册商标销往国外。杨总拿杯给我接水，饮水机活像患上慢性前列腺炎；我一坐下，屁股下的沙发发出哀嚎。我开玩笑说：“这哪是开公司，劳改啊。”
杨星辰苦笑：“劳改还管吃管住呢。哥们要真的撑不下去了，就学《警察赞美诗》里的索皮去。”
当时杨星辰和李皓都劝我留在北京，和他们构成“三剑客”或“铁三角”什么的，我也跃跃欲试，无奈老爸突发中风住院，放弃了。
在红庙站，我四处张望，后脑勺被人一拍，回头看一无所有，几米处一陌生人偷着乐。我正纳闷，脚腕处再被一击，我一个趔趄，顺势向下一看，两家伙正蹲在地上咧开大嘴笑呢。打闹着走向川菜馆。这是杨星辰的意思，先吃饭，再去他“家”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