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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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之父梁济于1918年六十大寿前几日投积水潭自尽，遗书有云“为殉清而死”。世人为此震惊不已，就是陈独秀、胡适、徐志摩等新派人物也纷纷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梁济生前仰慕梁启超，曾五次登门拜谒，并想请他题写扇面，事皆未成。后来梁济偶然看到梁启超给名伶谭鑫培题写的诗句，十分失望。梁济死后，梁启超“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惊呼：“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然而末代皇帝溥仪，却在晚年的自传中写道：“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写家谱时写上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绰号叫‘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溥仪眼光独到，为人叹服。

      彭述之以为马克思主义以外无学问，陈独秀批曰：“此苏联之愚徒也。”

      同盟会志在驱逐鞑虏，杨度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满人也是华族，只有弃民族主义而入国家主义，方可力保满蒙藏的广袤疆土。

      胡适谈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贺麟说：如果把民族复兴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振兴，则不惟忽略事实，也不明复兴的要旨，事实上，任何民族复兴的关键还是主体精神价值的张扬。

      民国时，王亚南有此语：“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梁思成说：“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现象。”

      吴浊流说：我们的青年，相反地视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弃而不读，其结果产生无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样，风一来就摇动，可左可右可前可后，这种现象从哪一角落来看，都是同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发育起来。

      章士钊直言：“防口者，专制之愚策；杀士者，国家之大耻。”

      鲁迅亦有名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鲁迅曾这句也很透彻：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鲁迅在与台静农通信时谈到了诺贝尔：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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