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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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经验主义自由派的稳健、渐进、改良、否定过分依赖理性以及否定社会整体工程设计，反而显得实在和健康。

      顾准说：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有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章乃器在一份3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中末尾写到：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贾植芳坦陈：抗战以后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是吸吮着“五四”新文化的营养成长，又在抗战的炮火中练就，从小就知道独立人格宝贵，有一种藐视一切权威、反抗一切压迫的个人主义冲动。这种冲动在国共两大政治力量对峙的时候，促使他们本能的同情、偏向共产党一边……可到了1949年以后，新政权建立，新的权威开始发生作用的时候，这一代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个人主义的热情与冲动，则成为生在门槛上的芝兰，不能不被锄掉。

      老舍在《猫城记》里说：天还是那么黑，星还是那么明，一切还是那么安静，只有亡国之夕的眼睛是闭不牢的。我知道他们是醒着，他们也知道我没睡，但是谁也不说话，舌似乎被毁灭的指给捏住，从此人与国永不许再出声了。世界上又哑了一个文化，它的最后的梦是已经太晚了的自由歌唱。它将永不会再醒过来。它的魂灵只能向地狱里去，因为它生前的记录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韦君宜评价到知青作家时说：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10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生、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了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

      周谷城说：他们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几乎大都在讨论他们那一套制度的弊端，中国学者相反，天天解释优越性。

      杨振宁一叹：中国人有时太天真，太理想化，想到永远未来社会需要什么，今天就大干起来，这是不合算的。

      曾昭抡说：“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李敖：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形式上必须是反对型、批评型、异议型的。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着眼，太重要了。……当知识分子却为马屁之先，当政护航，就是最可耻的不务正业。知识分子玩政治，跟流氓打天下一样是一个古老的公式，也是一个腐败的公式。

      1957年的多事之秋，冒鹤亭赴北京拜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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