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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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刊于《新民丛报》第18号，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梁为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中华民国”刚成立时，各国称中国为“Chinese Republic”，伍廷芳认为不妥，认为此意为“中国的共和”，太过狭窄，不如“Republic of China”，以示“共和属于全中国”。此议遂定。

      孙中山早年在广州学医，仰慕康有为，曾托人转致敬意，意欲结交。康有为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不忿而罢，又赴北京上书李鸿章，李不置可否，孙大怒而去，乃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这才开始反清革命。

      张静江曾任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有一次在轮船上邂逅孙中山。当时孙刚从伦敦脱险，处事警觉，张静江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是孙中山，我支持你的革命事业！以后你若需要钱，可以找我！”随后他留下了自己的银行帐号和三个字，约定若孙中山日后需要钱，可发电报，第一个字一万元，第二个字二万元，第三个字五万元。不久后，孙中山在日本筹划起义事宜，经费奇缺，想起张静江的话，便发电报一试运气，张静江果然履行约定，将钱汇来，解了革命的燃眉之急。

      前清江北提督徐绍祯跟随孙中山革命，孙为酬功，送给徐100万公债。徐用2万元办了一份《民立报》，又用1万元遣散了沈佩贞的“女子北伐队”，然后把剩下的97万交还给孙中山。孙说：“你可以留着这些钱搞政治！”徐答道：“有钱的人不能革命，我还要跟着你革命，所以不能有钱！”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为：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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