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2/3页)
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当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发动反袁之前，吴大洲、薄子明到东京向孙中山报告，说：“山东组织起义，现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给我们一笔经费，马上就可发动。”孙问：“要多少钱呢？”吴说：“至少要1000元。”孙说：“好吧，昨天南洋华侨才汇来1200元，你们就拿1000元去吧。”过了两天有人向孙说：“吴大洲等说的话靠不住，他们将钱拿到手在外面乱花。而我们在此生活都很困难，先生为什么轻易信他们的话受他们的骗呢？”孙说：“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那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言者为之语塞。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问孙中山：“您革命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孙中山自豪地回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尧、舜、禹、汤、文、武以至于周公、孔子相传不息的道统，我继承的就是这种道统。”孙中山的追随者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沈定一、廖仲恺等人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均分财富的理想，但认为中国的古圣先贤已提出过类似主张，如《孟子》所极力主张的上古井田制度。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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