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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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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章 (第1/3页)

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奉告。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1950年初,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来看他,自称是梁漱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为他是梁的学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帮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费。这年五月间,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与梁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在一次谈话中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冯友兰被拉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冯的妻子责怪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1968年,毛泽东指示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特别指示要把翦伯赞和冯友兰作为反面教材养起来。于是,这两个人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每月给120元生活费,并重新分配较宽敞的住房。但不久翦伯赞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

      张君劢的政治立场飘忽不定,对国共两党都忽而反对忽而支持。1949年后,台湾当局竭力拉拢他,他不为所动,虽生活窘迫,却一芥不取。中共也曾委托陈叔通邀他回国,也被他婉拒。他在印度讲学时,周恩来派张经武拜谒他,他不见,托人带话道:“我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了!”

      “文革”中,只有马列书可读,钱钟书只好看德文版的马列书信。他对夏志清说,自己对恩格斯的性生活有所发现。

      巴金后来反思说:“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

      1978年,程千帆平反,学术圈内外皆将其奉为上宾。程千帆却十分清醒。在给友人信中,他言道:“现今国事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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