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三） (第2/3页)
厚利可图，神宗皇帝拨了五百万缗现款、三千万石谷子作为由政府接收省际贸易的货品和原料的经费。但是这套办法立刻遇到了困难。当年二月，朝廷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研究条款之责并予以公布。在条例司的官员之中就有苏子由。苏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只因各地的批发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政府与商人必将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认国库会有利可图。私人商业有相沿已久的信用关系及其他办法，政府经营时则无此种便利。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轮美奂的官衙。结果不是从事以供与求为基础的商业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远近而订立合同。子由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价买入，远比正常商人购货时价钱高，所以自然失败无疑。
所谓官营的均输法，亦即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主管大公营商店的贸易局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一百万缗，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缗。为成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为：“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为，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问，成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店铺的存货。商人若想歇业，可把存货售与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非该处会员，也可把货物卖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官家需用何等货物，统由该处办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惊人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最后，京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恶的几项。
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先想到的是这一项。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时做太守，曾在春耕时贷款予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觉得这个办法对老百姓确实有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还要经官方适当的调查。在陕西省，官方亦曾试办，也颇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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