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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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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第1/3页)

皈依理学之初,曾国藩以唐鉴、倭仁为师友,言行举止,处处模仿,而且迫不及待、连篇累犊、喋喋不休地教训起诸位老弟来。无奈,对这位新教徒以近似痴迷的热情而传授的新知秘诀与正言大道,他的弟兄们并不领情,反而来信讥责,连其父也颇不以为然。稍后,曾国藩便在家书中改谈诗文之道,也不免好为人师之讥。第三是报喜慰亲,宦情蓬勃。升官以后家书,多谈部中公事,而对家中琐事之问讯,进德修业之说教,则大为减少了。

      《二)南北征战时期的特点:一是危急之时,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际,则计之过熟。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工于心计、深于心术的谋略家。仔细品味他的军中家书,可知他在关系一生名节的时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关系门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时,他又总是绞尽脑汁,反映出这位"理学纯臣"的另一面。二是责弟严切,而教子温婉。一般说来,为父训子,类多威严,而为兄诱弟,类多平和,但在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严厉的兄长,而找不到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

      (三)暮年羁绊官场时期的特点:一是他饱谙宦味,意绪萧索,对得失浮沉日渐漠然;二是注重亲情,追求平安,对子侄之身体学业,甚为关切,似乎他此时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门户、消灾祛祸。

      曾国藩《家书》的首次编刊,是在光绪五年由传忠书局印行。据查考,编校者为曹耀湘。曹本对家庭琐事、训斥言词与政治密谋诸端删落殆尽。避忌讳、避嫌疑、避繁琐,本来也是旧时编书的惯例。选本之不可尽信,不可盲从,由此可见一斑。而收录最全、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家书》了。

      至于曾国藩的日记,最早是由王启原编为《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印。这是一个节抄本,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便于即类考求。虽无日期,但它毕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深知曾氏进德修业、治军辅民的基本面貌的蓝本。赵烈文责其简,刘声木讥其滥,皆不免于求全责备。

      据现有资料统计,曾国藩断断续续大约写了十八年日记。早年的日记并非通日记注,旬记甚至月记也时有所见,据此可知曾氏通籍之初优游文酒的词臣风貌。及至究心性理之学,始作一丝不苟的庄谐小字,痛心疾首地反省每日之言行与心理,反映了一个初闻大道的新教徒的虔诚与滑稽。极端的心性修炼,毕竟近于禁锢性灵,坚持两年之后,曾国藩中断了这种省身日记。但是,这种修炼工夫并没有白费,正是在这几年间,曾国藩得道之名鹊起,而道光帝晚年又习用务虚人士,因此,曾国藩很快以时誉幸邀圣眷,竟至超升四级,位居二品。大概是为了维护这种儒臣形象吧,咸丰元年二年,曾国藩又写了七大本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刻板册页,双页十栏,首头为日月,本为题记,中间八栏,依次为读书、静坐、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表格之中,视当日具体情形分别填写。这七本日记仅见于台湾学生书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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